白夜 - 2 / 144
但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又是一位最有爭議的作家。引起爭論、批評和責難的根本原因,是他在作品中宣揚的思想。他發表的作品,几乎篇篇都引起過爭論,特別是他的幾部長篇,受到的批評和責難之多,在十九世紀俄國文壇上是罕見的。他原來信奉空想社會主義,反對農奴制,反對沙皇統治,服苦役和充軍歸來以後,放棄了原有的信仰,轉而反對暴力,反對革命。他認為解決俄國社會的對立,不能像西歐那樣,採取鬥爭和革命的方式,而應該採取和解的方法,使各階層人民團結一致。這樣一來,他就公開站到了革命民主主義者的對立面,在革命民主主義者的眼中,自然就成了「反動作家」、「反革命作家」。雖然如此,他創作中的真實性、藝術性,還是沒有人加以否認的。一百多年來,進步文藝界對他的評價,大體上就是如此:充分肯定他的藝術性,徹底否認他的思想傾向。直到本世紀八十年代,某些理論家對他的作品的批判,還是相當嚴厲的,認為《罪與罰》雖是一部「最富於歷史涵義的社會心理小說」,給作者帶來過空前的榮譽,但它卻是「充滿了反動思想」、「實際上是公然反對革命民主主義的」;他的另一部長篇《被欺凌與被侮辱的》,是「直接反對革命鬥爭、維護順從思想的」;他的《死屋手記》是作者以親身經歷為基礎,展示各類苦役犯可怕的處境和精神狀態的真實作品,屠格涅夫視之為但丁《神曲》中的《地獄》篇,赫爾岑則說它是米開朗琪羅的《最後的審判》,列寧也說它是一部「不可踰越的作品」。但儘管如此,這部作品還是「反動傾向極其明顯」。至於他的長篇《群魔》,那就更加反動了,因為它是直接攻擊革命民主主義者的,「極其惡毒」。本世紀三十年代初,有人打算將《群魔》改編成劇本,搬上舞台,高爾基堅決反對,說這部作品是十九世紀「七十年代對革命運動進行惡毒攻擊的無數次嘗試中,最富於天才,也最為惡毒的一次。」

不過,批判歸批判,他的作品還是廣泛流傳,即便在前蘇聯,也沒有完全遭到禁止。特別是他的幾部長篇如《被欺凌與被侮辱的》、《地下室手記》、《白痴》、《罪與罰》、《群魔》、《少年》、《卡拉馬佐夫兄弟》……几乎全部被譯成了世界各種主要語言,受到世界各國廣大讀者的歡迎,其中有的被稱為俄國文學的瑰寶,世界文學寶庫中的珍品,作者本人也因此被尊為世界性的長篇大師。

在我國,他的作品早在二十年代就被譯了過來。一九二六年魯迅曾為他的《窮人》譯本寫過序言,此後還就他的創作思想和寫作技巧等等方面,發表過肯定的意見。到一九四九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為止,他的主要作品基本上都有了從英文轉譯過來的譯本。新中國成立後,陸續出版了一些直接從俄文譯出的新譯本。文革時期,他的作品與所有外國作家的作品一樣,遭到禁止。但改革開放以來,他的作品的新譯本源源不斷地推出,有的已經有了好幾個譯本。這說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在我國廣大讀者中還是很受歡迎的。應該說,他是我國讀者最喜愛的外國作家之一。

前面已經說到,陀思妥耶夫斯基是長篇大師,代表他的藝術成就的,當然主要是他的長篇。他的長篇不僅數量多(約十部)、篇幅大(《卡拉馬佐夫兄弟》七十餘萬字),而且藝術成就高,影響深遠。但限于篇幅,我們就不加討論了。下面我們想簡單地談談他的短篇,主要是個人的一點粗淺的認識,不當之處,希望讀者批評、指正。

作者的短篇(包括一些篇幅不大的中篇)雖然數量不多,但相當有特色,而且不乏堪稱精品的上乘之作。通過這些作品,我們基本上可以窺見到作者的創作思想傾向和他的藝術風格。

我們知道,陀思妥耶夫斯基是個平民知識分子出身的作家。他一生受窮,對窮人有着特殊的感情。他寫出的第一部作品,就取名《窮人》。在我們譯出的這些短篇作品中,主人公無一例外的,都是窮人,都是受盡欺凌與侮辱的「小人物」,就是他寫的兒童,也是一些完全喪失童年生活的受苦受難者,這裡有慘死的小職員普羅哈爾欽先生(《普羅哈爾欽先生》)、發瘋的文書舒姆科夫(《脆弱的心》)、活活地餓死的小偷葉麥里亞(《誠實的小偷》)、凍死在柴堆旁的小男孩(《基督聖誕樹旁的小男孩》)、「為了餬口而不得不讓人取笑逗樂的小丑」波爾袒科夫(《波爾袒科夫》)、一貧如洗的幻想家(《白夜》的男主人公)……

寫小人物,在俄國文學史上,並不是始於陀思妥耶夫斯基。普希金的《驛站長》、果戈理的《外套》,都是這方面的開創之作。但陀思妥耶夫斯基繼承和發展了這一傳統,深化和擴大了這一主題。他把一個不曾受到人們注意和研究的世界——十九世紀俄國大城市裡的貧民窟,引進了文學。他是第一個展示這個奇怪角落的作家。這是一個陰暗的角落,「普照彼得堡所有的人的那個太陽,似乎不肯光顧這些地方,而照耀這些地方的,好像是專門為這些地方定做的另一個太陽」(《白夜》)。而在這些陽光照射不到的角落裡,生活着一群群的流浪漢、乞丐、小偷、妓女……這是一群被社會拋進底層的人們,他們受盡苦難,折磨,徬徨苦悶、得不到人間的溫暖,只能靠幻想過日子!

但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發現了他們,理解他們的苦難處境,同情他們的不幸遭遇,把他們的問題作為尖鋭的社會問題提了出來,引起人們的注意。他不是貴族生活的歌手,也不是「多餘人」的創造者,而是同情弱小,揭露社會黑暗、愚昧、無權、壓迫、剝削的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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