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詩鑑賞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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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言」以下四句，緊接「寧堪作吏風塵下」，加以申述發揮，感情轉向深沉，音調亦隨之低平。詩人素懷鴻鵠之志：「舉頭望君門，屈指取公卿，」（《別韋參軍》）到封丘作縣尉，乃是不得已而俯身降志。當初只以為邑小官閒，哪知道一進公門，便是自投羅網，種種令人厭煩的公事，都有規定的章程和期限，約束人不得自由。更受不了的還有「拜迎長官」、「鞭撻黎庶」時的難堪，這對高適是莫大的屈辱，安得不「心欲碎」、「令人悲」呢？這兩句詩可見詩人潔身自愛的操守，也反映了當時政治的腐朽黑暗，對仗工整，情感激烈。

一腔悲憤實在難以自抑，那就回家向親人訴說訴說吧。不料妻室兒女竟都不當一回事，反而責怪自己有什麼值得大驚小怪的。自己嚴肅認真的態度倒反成了笑料，這豈不是更可悲嗎？家人的「笑」，正反襯出詩人的迂闊真率，不諳世事。既然如此，只好棄此微官，遂我初服：「生事應須南畝田，世情盡付東流水」，還是拋棄世情，歸隱躬耕去吧！

然而，眼前還是思歸而不得歸：夢魂縈繞的舊山不可得見；受命為官，一時又還交卸不了。沒有聖明的君主在位，一個小小的縣尉又能有什麼作為呢？漢代的南昌尉梅福，竭誠效忠，屢次上書，結果還是徒勞，左思右念，倒又想起欣然而賦《歸去來》的陶潛了。

殷璠在《河岳英靈集》裡評高適的詩：「多胸臆語，兼有氣骨」。也就是詩的情意真摯，並且氣勢充沛，造語挺拔。此詩很能體現這個特點。全詩運用質樸自然、毫無矯飾的語言，扣緊出仕後理想與現實的矛盾，稱心而言，一氣貫注，肝膽照人，正是這詩感動讀者的力量所在。全詩四段，不堪作吏是全篇的主意。開頭四句，從高處落筆，自敘本來面目，說明不堪作吏的原由，憤慨之情溢於言表。第二段從客觀現實申述不堪作吏的實情，與第一段形成強烈的對照，感情轉為沉痛壓抑。第三段拓展第二段的內容，表明擺脫這種不堪，提出棄官歸隱的願望。第四段就第三段的意思急轉急收，因一時不能擺脫作吏的客觀礙難，也就更加嚮往歸隱，與第一段遙遙照應。結構嚴整而又有波瀾起伏，感情奔瀉而又有旋跌宕之姿。

在句法上，全篇每段四句的一二句為散行，三四句是對偶。如此交互為用，經緯成文，既流動，又凝重；四段連結，造成反覆迴環的旋律。對偶的一聯中，不僅字面對仗工整，而且都是一句一意或一句一事，沒有意思重複的合掌，顯得整飭精煉；更因虛詞的承接照應，詩意聯貫而下，語勢生動自然，成為很好的流水對，讀來便覺氣勢流轉，絶無板滯之病。全詩每段一韻，依次為：仄聲馬韻、平聲支韻、仄聲紙韻、平聲灰韻。這樣平仄相間，抑揚鮮明，隨着詩的感情變化，音韻也起落有勢，增加了聲調的美感。

（徐永年）

別韋參軍

別韋參軍

高適

二十解書劍，西遊長安城。

舉頭望君門，屈指取公卿。

國風沖融邁三五，朝廷禮樂彌寰宇。

白璧皆言賜近臣，布衣不得干明主。

歸來洛陽無負郭，東過梁宋非吾土。

兔苑為農歲不登，雁池垂釣心長苦。

世人遇我同眾人，唯君於我最相親。

且喜百年見交態，未嘗一日辭家貧。

彈棋擊築白日晚，縱酒高歌楊柳春。

歡娛未盡分散去，使我惆悵驚心神。

丈夫不作兒女別，臨歧涕淚沾衣巾。

高適二十歲入京，是唐玄宗開元十一年（713），正是開元盛世，這一時期的特點是：表面上社會安定，經濟繁榮，實際上皇帝已開始倦於政事，統治集團日見腐化，詩人憑「書劍」本領入仕已不可能，不得不離京自謀出路，客遊梁宋。開元二十三年，宋州刺史張九皋薦舉詩人就試于「有道科」，這詩便是詩人離梁宋而就試于京師時寫的。韋參軍是宋州刺史下屬官員，與詩人交往很深。

詩的前八句，寫詩人闖蕩京師、客遊梁宋、落拓失意的真實經歷。那時他年紀輕輕，自負文才武略，以為取得卿相是指日可待的事。三言兩語，寫出了詩人聰明、天真、自負的性格特徵。但現實遭遇又是怎樣呢？他理想中的君主，沉醉在「太平盛世」的安樂窩裡。「國風沖融邁三五，朝廷禮樂彌寰宇」，說國家風教鼎盛，超過了三皇五帝，朝廷禮樂遍及四海之內。這兩句，貌似頌揚，實含諷意；下兩句「白璧皆言賜近臣，布衣不得干明主」，就是似褒實貶的註腳。干謁「明主」不成，只好離開京師。但到什麼地方去呢？回家吧，「歸來洛陽無負郭」，家中根本沒有多少產業。故詩人不得不帶全家到河南商丘一帶謀生，「兔苑為農歲不登，雁池垂釣心長苦」。漢代梁孝王曾在商丘一帶築兔苑，開雁池，作為歌舞遊冶之所，詩中借古蹟代地名，是說自己在這裡種田捕魚，生計艱難。不說「捕魚」而說「垂釣」，暗用姜太公「渭水垂釣」故事，說明自己苦悶地等待着朝廷的任用。

後十句是寫與韋參軍的離別，生動地描寫了他們之間的深摯友誼和難捨之情。「世人遇我同眾人，唯君於我最相親」，這兩句，看似尋常，其中暗含了作者的辛酸遭遇和對韋參軍的感激之情。「且喜百年見交態，未嘗一日辭家貧」，說他們的友誼經過長期考驗，韋參軍經常接濟自己，從未以「家貧」為辭藉口推卻過。「彈棋擊築白日晚，縱酒高歌楊柳春。」「白日晚」見其日夕相處：「楊柳春」見其既游且歌。這樣的友情，怎麼能捨得分開呢？「歡娛未盡分散去，使我惆悵驚心神。」「驚心神」三字，寫出了與朋友相別時的痛楚之狀。但為事業、前程計，又不得不別，因而勸慰朋友：「丈夫不作兒女別，臨歧涕淚沾衣巾。」

這首詩寫得肝膽刻露，字字情真。一般寫詩要求語忌直出，脈忌外露。但這絶不是否定率直的抒情。「忌直」是為了「深化」感情，率直是為了將實情寫得更「真」，二者似迥異而實相通。高適此作直吐深情，寫苦不見頽靡之態，惜別仍發豪放之情，快人快語，肝膽相照，表現出主人公鮮明的個性特徵，因而能以情動人，具有很大的感染力。此詩基本上採取了長篇獨白的方式，「多胸臆語，兼有氣骨」（殷璠《河岳英靈集》）。詩中又多用偶句和對比，講究音韻，讀來音情頓挫，雄渾奔放，具有流美婉轉的韻致。

（傅經順）

賦得還山吟送沈四山人

賦得還山吟送沈四山人

高適

還山吟，天高日暮寒山深，送君還山識君心。

人生老大須恣意，看君解作一生事。

山間偃仰無不至，石泉淙淙若風雨，桂花松子常滿地。

賣藥囊中應有錢，還山服藥又長年。

白雲勸盡杯中物，明月相隨何處眠？

眠時憶問醒時事，夢魂可以相周旋。

當時名士沈千運，吳興（今屬江蘇）人，排行第四，時稱「沈四山人」、「沈四逸人」。天寶年間，屢試不中，曾干謁名公（見《唐才子傳》），歷盡沉浮，飽嘗炎涼，看破人生和仕途，約五十歲左右隱居濮上（今河南濮陽南濮水邊），躬耕田園。他明白說道：「棲隱非別事，所願離風塵。……何者為形骸？誰是智與仁？寂寞了閒事，而後知天真。」（《山中作》）在「終南捷徑」通達的唐代，他倒是一位知世獨行的真隱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