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自清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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風潮結束了，我到杭州教書。那邊學校當局要我約聖陶去。聖陶來信說：「我們要痛痛 快快游西湖，不管這是冬天。」他來了，教我上車站去接。我知道他到了車站這一類地方， 是會覺得寂寞的。他的家實在太好了，他的衣着，一向都是家裡管。我常想，他好像一個小 孩子；像小孩子的天真，也像小孩子的離不開家裡人。必須離開家裡人時，他也得找些熟朋 友伴着；孤獨在他簡直是有些可怕的。所以他到校時，本來是獨住一屋的，卻願意將那間屋 做我們兩人的臥室，而將我那間做書室。這樣可以常常相伴；我自然也樂意，我們不時到西 湖邊去；有時下湖，有時只喝喝酒。在校時各據一桌，我只預備功課，他卻老是寫小說和童 話。初到時，學校當局來看過他。第二天，我問他，「要不要去看看他們？」他皺眉道： 「一定要去麼？等一天吧。」後來始終沒有去。他是最反對形式主義的。

那時他小說的材料，是舊日的儲積；童話的材料有時卻是片刻的感興。如《稻草人》中 《大喉嚨》一篇便是。那天早上，我們都醒在床上，聽見工廠的汽笛；他便說：「今天又有 一篇了，我已經想好了，來的真快呵。」那篇的藝術很巧，誰想他只是片刻的構思呢！他寫 文字時，往往拈筆伸紙，便手不停揮地寫下去，開始及中間，停筆躊躇時絶少。他的稿子極 清楚，每頁至多只有三五個塗改的字。他說他從來是這樣的。每篇寫畢，我自然先睹為快； 他往往稱述結尾的適宜，他說對於結尾是有些把握的。看完，他立即封寄《小說月報》；照 例用平信寄。我總勸他掛號；但他說：「我老是這樣的。」他在杭州不過兩個月，寫的真不 少，教人羡慕不已。《火災》裡從《飯》起到《風潮》這七篇，還有《稻草人》中一部分， 都是那時我親眼看他寫的。

在杭州待了兩個月，放寒假前，他便匆匆地回去了；他實在離不開家，臨去時讓我告訴 學校當局，無論如何不回來了。但他卻到北平住了半年，也是朋友拉去的。我前些日子偶翻 十一年的《晨報副刊》，看見他那時途中思家的小詩，重念了兩遍，覺得怪有意思。北平回 去不久，便入了商務印書館編譯部，家也搬到上海。從此在上海待下去，直到現在——中間 又被朋友拉到福州一次，有一篇《將離》抒寫那回的別恨，是纏綿悱惻的文字。這些日子， 我在浙江亂跑，有時到上海小住，他常請了假和我各處玩兒或喝酒。有一回，我便住在他 家，但我到上海，總愛出門，因此他老說沒有能暢談；他寫信給我，老說這回來要暢談幾天才行。

十六年一月，我接眷北來，路過上海，許多熟朋友和我餞行，聖陶也在。那晚我們痛快 地喝酒，發議論；他是照例地默着。酒喝完了，又去亂走，他也跟着。到了一處，朋友們和 他開了個小玩笑；他臉上略露窘意，但仍微笑地默着。聖陶不是個浪漫的人；在一種意義 上，他正是延陵所說的「老先生」。但他能瞭解別人，能諒解別人，他自己也能「作達」， 所以仍然——也許格外——是可親的。那晚快夜半了，走過愛多亞路，他向我誦周美成的 詞，「酒已都醒，如何消夜永！」我沒有說什麼；那時的心情，大約也不能說什麼的。我們 到一品香又消磨了半夜。這一回特別對不起聖陶；他是不能少睡覺的人。他家雖住在上海， 而起居還依着鄉居的日子；早七點起，晚九點睡。有一回我九點十分去，他家已熄了燈，關 好門了。這種自然的，有秩序的生活是對的。那晚上伯祥說：「聖兄明天要不舒服了。」想 起來真是不知要怎樣感謝才好。

第二天我便上船走了，一眨眼三年半，沒有上南方去。信也很少，卻全是我的懶。我只 能從聖陶的小說裡看出他心境的遷變；這個我要留在另一文中說。聖陶這幾年裡似乎到十字 街頭走過一趟，但現在怎麼樣呢？我卻不甚瞭然。他從前晚飯時總喝點酒，「以半醺為 度」；近來不大能喝酒了，卻學了吹笛——前些日子說已會一出《八陽》，現在該又會了別 的了吧。他本來喜歡看看電影，現在又喜歡聽聽崑曲了。但這些都不是「厭世」，如或人所 說的；聖陶是不會厭世的，我知道。又，他雖會喝酒，加上吹笛，卻不曾抽什麼「上等的紙 煙」，也不曾住過什麼「小小別墅」，如或人所想的，這個我也知道。

1930年7月，北平清華園。

論無話可說

十年前我寫過詩；後來不寫詩了，寫散文；入中年以後，散文也不大寫得出了——現在 是，比散文還要「散」的無話可說！許多人苦于有話說不出，另有許多人苦于有話無處說； 他們的苦還在話中，我這無話可說的苦卻在話外。我覺得自己是一張枯葉，一張爛紙，在這 個大時代裡。

在別處說過，我的「憶的路」是「平如砥」「直如矢」的；我永遠不曾有過驚心動魄的 生活，即使在別人想來最風華的少年時代。我的顏色永遠是灰的。我的職業是三個教書；我 的朋友永遠是那麼幾個，我的女人永遠是那麼一個。有些人生活太豐富了，太複雜了，會忘 記自己，看不清楚自己，我是什麼時候都「了亮玲玲地」知道，記住，自己是怎樣簡單的一 個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