約蘇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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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踰越節、五旬節、帳篷節，凡有條件的猶太人都要從各地到耶路撒冷來守節、獻祭，還要在這裡消費其一年收入的1/10，所以每到節期，聖殿附近，甚至聖殿的院子裡，都聚滿了出賣祭品和兌換銀錢的攤販，形成商業高潮。

猶太人的自然條件較差，人民生活本來就十分艱苦，再加上數目驚人的捐稅，使當時的猶太人大半陷入貧困之中。猶太人的捐稅分為兩大類：宗教捐稅和羅馬關稅。宗教捐稅除按照《摩西律法》規定將全部收入的1/10捐獻給聖殿即「什一稅」外，每個猶太成年男子每年還要繳納兩個達瑪Drach－ma，一種希臘銀幣作為聖殿的維修費即「殿稅」，此外還有各種自願捐獻和獻祭的祭品。羅馬關稅包括財產稅、人頭稅和貨物稅。

財產稅和人頭稅由羅馬官吏直接監督徵收，羅馬政府每14年進行一次的戶口調查就是為徵收這兩項稅收作準備，這是羅馬政府財政收入的主要來源之一。貨物稅由猶太稅吏替羅馬政府徵收。羅馬地方政府每年將某個地區的收稅權以投標的方式授予付出定額最高的猶太稅吏；這種高級稅吏往往再用承包的方式將收稅權交給其他低級的稅吏去徵收。這些直接收稅的稅吏依靠羅馬政府的勢力，使用敲詐、勒索、貪污、受賄等手段來魚肉百姓，大發橫財，使本來已經相當貧困的猶太人更加貧困，形成了政局不安的因素之一。

① 大希律重建耶路撒冷聖殿始於公元前20年，聖殿的主體工程歷時一年半完成，其他部分直到公元1世紀60年代初才全部完工。

因此，從經濟地位來看，公元1世紀上半葉猶太社會中存在着一條巨大的鴻溝。鴻溝的一邊是希律王族、上層祭司、高級官吏、富商以及薄有財產的知識分子，他們在人口方面是少數，卻掌握著社會財富的絶大部分，受過良好教育，文化層次較高。鴻溝的另一邊首先是農民，他們占人口的絶大多數，年成好時可以自給自足，如遇天災人禍，就極有可能傾家蕩產，淪為佃農或游民；與農民地位相似的還包括下層祭司、低級官吏、普通知識分子；其次是工匠、小商販、自由職業者，他們靠出賣勞動和技藝生活，一般來說能夠養家■口，但收入不穩定；處于社會最下層的是佃農、游民、苦力、乞丐、喪失勞動力的病殘者、孤兒寡婦、妓女、奴隷等，他們生活無保證，絶大多數靠別人施捨為生。由於經濟地位低下，鴻溝這一邊的人都沒受過正規教育，而且大部分是文盲，他們的文化知識主要靠口傳教育及猶太人會堂中的宗教教育。

毫無疑問，這種經濟地位的分化直接影響到社會政治結構狀況。

3公元 1世紀 20年代末期猶太人的社會結構他叫有權柄的失位，叫卑賤的升高。《路加福音》—52猶太人在長期的民族解放鬥爭中，各種政治勢力不斷分化、組合，到公元1世紀20年代末期，形成了以下幾個主要集團：撒都該派Sadducees：是羅馬統治下的既得利益者的代表，其成員全是祭司和貴族。他們把持着大祭司的職位，控制着猶太人議會的決定權，享用全體猶太人民奉獻給聖殿的什一稅和各種獻儀。其代表人物是當時的大祭司該亞法蓋法和他的岳父前任大祭司亞那亞納斯。

撒都該派在政治上與羅馬統治者妥協，不積極參加民族解放鬥爭。但他們與羅馬統治者也有矛盾，例如，大祭司主持宗教禮儀時穿的法衣平時鎖在法衣櫃裡，但法衣櫃的鑰匙卻掌握在羅馬官員手中，大祭司要穿法衣必須到羅馬官員那裡去領取鑰匙，這種情況往往使他們感到十分尷尬。撒都該派為了維持其壟斷聖殿崇拜的特權，也強調《摩西律法》的權威，但不相信復活、靈界和天使。法利賽派蔑視撒都該派這種自封的宗教特權，認為聖殿崇拜是法利賽派的職責。

艾賽尼派則拒絶參加撒都該派所壟斷的聖殿崇拜禮儀，並指責那是「敗壞了的」禮儀。

希律黨人Herodians：其成員為堅決擁護希律王朝的猶太人，積極配合羅馬人對猶太的統治。人數不多。

法利賽派Pharisees：「法利賽人」一詞來源於希伯來文Peruschim，意為「隔離者」，因為他們強調與異己者完全隔離。法利賽派的成員大部分是平民，也有少數猶太經師、富商及中產知識分子。他們在文化與宗教方面嚴格維護猶太教的傳統與生活習慣，極力反對希臘化，兢兢業業地以身作則保持着本民族的特色，是嚴格的猶太正統派，但卻過于追求表面形式。他們強調遵守《摩西律法》，為了有效地抵制希臘文化的侵襲，使《律法》適應環境的變遷，將《律法》重新解釋，稱這些解釋為「口傳律法」，全是些瑣碎的生活守則。

這些守則後來被編輯成了《米示拿》Mishna，成為猶太教經典之一。法利賽派在政治生活方面原是猶太民族復興運動的中堅力量，但由於在武裝鬥爭中屢遭挫敗，遂轉而採取消極抵抗的方式，對羅馬統治者抱不合作態度，儘量採取合法鬥爭。在經濟生活方面，法利賽派強調自食其力，所以他們大都掌握一門技藝，如織帳篷、木工、陶工等，生活屬中產階級，雖不算富有，但很受人尊敬。公元1世紀20年代末期，耶路撒冷共有約6000名法利賽人，約占全城人口的1/10，但在為數70人的猶太人議會中卻擁有多數席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