契可夫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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蘇沃林善於揣測契訶夫的心情和性格，他通常不直接公開和契訶夫發生爭論。他知道，獨立性是契訶夫的重要生活準則之一，所以他沒有向契訶夫提出什麼條件，沒有限制他可在哪兒不可在哪兒發表作品的條件。他一方面對契訶夫的作品稱讚不已，一方面又允許自己的同事們在《新時代》上批評契訶夫。他試圖不引人注目地使青年作家對他養成習慣。
而契訶夫對蘇沃林也是如此。有一次，他在給蘇沃林的信中直率地承認、他所以需要跟蘇沃林通信、「並不是說你比我熟悉的人都好，而是說，我對你習慣了……」隨着時間的推移，契訶夫逐漸看清楚了蘇沃林的本質，看清他是個什麼人。他認為蘇沃林是不道德的、不誠實的、不正直的。當他的弟弟米舍爾想去《新時代》工作時，他寫信勸阻，並對他說：「《新時代》裡只是一些善於保養，心寬體胖的富人。
蘇沃林說謊，說謊透頂了……」以後，由於在文學、哲學問題上的意見分歧而發生過爭論。爭論主要是圍繞法國作家保羅·布爾熱的反動長篇小說《信徒》展開的。
《信徒》的本質是反對進步的文化科學知識，反對無神論和唯物論。蘇沃林對《信徒》大加讚揚，他向契訶夫推薦此書，並假裝只不過談「純藝術”問題。其實契訶夫早就讀過這本書，且深諳其反動內容，這就跟蘇沃林發生了分歧，與之進行爭論。契訶夫認為，長篇小說的「主要缺點」是：「這是反對唯物思潮自命不凡的鬥爭。」“不准人有唯物主義觀點，就等於禁止他尋求真理。在物質之外，既無經驗，也無知識，因而也就沒有真理可言。」
契訶夫和蘇沃林之間的意見分歧，
90年代初尤其劇烈，導致了契訶夫最終和《新時代》斷絶了關係。
契訶夫和蘇沃林倆人的友誼，在交往的中前期是很深的，合作是成功的。
契訶夫的創作，作品的發表和出版，呈現出興旺景象，家庭經濟的緊張局面也獲得了緩解
2草原大詩人
80年代後半期，從側面看好像契訶夫的處境是滿意的，甚至可以說是幸福的。「五斗櫃」裡悠揚的琴聲，悅耳的歌聲，歡樂的笑聲，熱烈的爭論聲，足以顯示他的生活的幸福和歡樂。
這一時期，他的創作顯示出最富詩意、情緒樂觀、視野開闊的特點。這類作品主要以《幸福》和《草原》為標誌。
《幸福》是表現對人間幸福的渴望和苦悶主題的，全篇小說充滿了清醒的憂鬱的沉思。
在人世間存在着幸福，但是幸福埋藏在很深的地底下，就像埋藏在草原深處的寶貝一樣，誰也不知道怎樣獲得它。作品通過老牧人、放羊小伙子和一個騎馬的巡查員的對話，反映出農民對幸福的嚮往和找不到通向幸福道路的苦惱。
老牧人說：「我這一輩子，已有十多次尋找寶藏，地方沒有找錯，但你知道一切寶藏都被施了符咒，所以，我的父親找過，我的哥哥找過，可是連鬼也沒有找到，就那樣到死也沒見到幸福……你們年輕點的人，也許還能看得到，可是我們這些人該是丟掉那些想法的時候了。」
「唉，你跟胳膊肘靠得最近，但是你啃不着它。財寶有是有，可你沒本事找到它。」這句話反映了契訶夫的一個真實思想，即他對人的幸福，對美好的合理的人世生活，對這種生活應該成為人類的共同命運的渴望和信念，焦慮和企盼。
對幸福的信心，對沒有本事找到幸福的苦悶，成了這篇小說的基本情調。
然而在這草原之外還有沒有幸福生活存在呢？
「太陽還沒有出來，但是所有的古墓和遠處的好像雲彩般的尖頂的紹爾墓已經看得清楚了。要是你登上這座古墓之頂，可以從那裡看到整個平原，是那麼平坦，那麼無邊無際，有如天空一般。還可以看到地主的莊園，德國僑民和摩洛卡尼人的住宅、村落、如果是視力好的加爾梅克人，甚至可以看到城市和鐵路列車。只有到那上面才能明白，在這個世界上除了草原和古墓外，還有另外一種生活跟埋藏着的財富沒有任何關係。」
小說告訴人們這是一條實際行動的、積極進取的道路，也是最有希望的道路。如果只等待幸福而沒有行動，或只耽于幻想，希望出現任何奇蹟，那是永遠找不到幸福的。
這篇抒情詩式的散文中有深刻的藝術思想，那氣勢雄渾的草原的企望，那還未和草原生活融合的急速變化的現代生活，那對農民幻想幸福的同情以及對幻想的模糊不清和不可能達到的冷靜的譏笑，是多麼富有詩意，多麼意味深長。
在短篇小說《幸福》和隨後寫的中篇小說《草原》中，草原正體現了現實生活的形象，為幸福而苦悶不堪的祖國的形象。
《草原》以集中抒情的方式深化了《幸福》的主題，又是對生活的歡樂，大自然的美景，勇士般的祖國雄偉的讚歌。
在《草原》中，契訶夫用一個藝術家的眼光，用樸實無華的文筆，把一個兒童認識世界、認識大自然的新鮮感和淳樸感表達出來，既是一首散文詩，又是一篇揭示社會秘密的遊記。
這部中篇小說的主人公，一個叫葉戈魯什卡的兒童，他的一位商人叔叔，帶著他乘一輛破舊的帶篷馬車穿越草原，去城裡上中學，在漫長的旅途中遇到了種種波折，構成了以葉戈爾為中心的一系列故事。
在穿越草原的過程中，小葉戈爾目睹了大自然絢麗多彩的風光，結識了農民、車伕、商賈，耳聞了各種奇聞軼事，他時時回想起祖父、祖母、母親，又時時被草原的景色迷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