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多利亞女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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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之呼應的是首相迪斯累裡·比肯斯菲爾德伯爵。他奉行一種「生機勃勃的外交政策」，到處擴展英國的勢力與威望，無論是亞洲還是非洲，是地中海還是加勒比海，是印度洋還是太平洋，他到處插手。

克里米亞戰爭後，英俄在土耳其之利益爭端暫告一段落。但是，隨着沙俄勢力的日益擴大，也隨着迪斯累裡殖民主義慾望之日益膨脹，他們在土耳其之爭端再度被挑起。1877年5月，俄國對土耳其宣戰，這勢必影響英國在克里米亞戰爭中贏得的既得利益。作為英國控制中東及遠東的重要跳板，英國人決不容許他在土耳其的利益受到半點損害。

在這一場周旋中，維多利亞再一次表現了她的激情與狂熱。她力勸政府採取堅硬之態度並在必要的時刻不惜策動戰爭。她對沙俄的舊恨，在克里米亞戰爭時便已結下，現在又激發起來。她想起了阿爾伯特那不懈的仇恨，她想起1874年5月在沙皇面前的讓步，她感到自身的尊嚴受到了強烈的挑釁，她一味地責成迪斯累裡迅速採取激烈的行動，而將每一種策略都看作是軟弱之表現。

她狂熱地相信戰爭，而不相信任何策略。當初她與親王不正是憑此而使俄國人乖乖就範嗎？

她對那些在俄土爭端中同情俄國人的反對黨憤慨之至。當聽到倫敦舉行了反土耳其集會，韋斯敏特公爵和沙夫茨伯裡勛爵為主持人，格拉斯頓及其他激進派要人也出席了時，她大發雷霆。聲言「這是非法的，檢察總長應該起訴他們！”面對政府的種種策略，她感到寢食不安，「朕感到萬分焦慮，再拖下去就太遲了，會使我們永遠失去優勢，」「如果朕是一個男子漢，我將去把那些言而無信的俄國人狠揍一頓！我們不先打一場決定勝負，怕再做不成朋友了！」對俄國作戰的建議受到前首相比爾的兒子，現任外相德比勛爵的反對。對此，維多利亞一而再、再而三以立即遜位來恫嚇，威脅政府立即征戰。

她在給比肯斯菲爾德伯爵的信中說：「如果英國去俯吻沙俄的腳趾，朕決不有染英國的這一屈辱，而將放棄王位。」在另一封信裡說：「這種拖延，這種猶豫不決正使我們失去在海外的威望與地位，而同時俄國卻在步步進逼，很快就要打到君士坦丁堡之前了！屆時政府將受到可怕的責難，朕亦將大受屈辱，如此朕覺得不如立刻遜位。要大膽啊！」她几乎是歇斯底里的呼喚了。她反覆重申，“如朕前次所言，朕覺得無法再做聽任國家去俯吻那個作為世界一切自由與文明之攔路虎的大蠻邦腳趾的國家元首。」

俄軍打到了君士坦丁堡郊外，維多利亞如同熱鍋上之螞蟻，她一天之內連發三封信要求開戰。當得知內閣僅僅決定派遣艦隊前往加里波利之後，她宣稱「自己的第一個衝動便是脫下王冕，因為朕覺得如果國家還是像現在這樣子的話，再戴下去也毫無意思了。」

迫于維多利亞之壓力，也出於迪斯累裡自身骨子裡擴張殖民主義之需要，迪斯累裡罷免了德比外相，取代他的是另一個奉行帝國主義擴張政策的保守黨人物索爾茲伯裡。索爾茲伯裡以強硬態度對抗沙俄。于1878年 6月聯合德、奧迫使沙俄一起在柏林召開國際會議，締結了《柏林條約》，依據條約，英國從俄國人手裡瓜分了大量從土耳其所侵佔的利益。

這時，維多利亞的火氣總算平息下來，而且另一個許諾又喚起了女王一個更大的夢想。索爾茲伯裡在簽署了《柏林條約》躊躇滿志地回到英國後，他歡欣鼓舞地向維多利亞保證，她不久「將成為整個歐洲的女獨裁者。」

維多利亞紅光滿面，她朝着那更大的榮譽與尊嚴一步一步邁去……三、「也許你該休息了吧，格拉斯頓先生」。

也就在這時，政治形勢發生了意想不到的變化。迪斯累裡在維多利亞面前遊刃有餘，但是面對日益嚴重的經濟滑坡和國內社會改革卻無能為力。作為保守黨之領袖，他始終只與上層階級密切配合，尊重基礎穩固的機構與制度，敬重權威，珍愛過去的智慧，而針對日益嚴重的社會問題所進行的社會改革卻極為不力，他的改革是盲目的，毫無計劃的，事後的實行也極不徹底，其特性是自由放任而非集體控制。只有在取悅于特權階級時，其改革才略有分寸。

例如政府強調實施義務教育，那是因為英國國教教會所辦的學校需要學生以便獲得更多的經費。而與此同時，大英帝國在紅極一時之後已開始走下坡路。經濟增長速度極為緩慢，人們對生活感覺遠沒有以前那麼自信。1879年，低廉的北美洲及東歐穀物造成了英國穀物價格的崩潰，英國農夫蒙受了重大損失，國內工人失業率又創新的紀錄……1880年的大選即將來臨，迪斯累裡充分地施展自己的演說才能，他的激情仍然無與倫比，但是激情代替不了現實，也敵不過格拉斯頓的雄辯。

在英國人看來，格拉斯頓的演說雄辯有力，大快人心。他對罪惡的公開指責如雷貫耳，他的理想主義十分高尚，他的品德淳厚，他對工人階級的稱許洋溢着感情，他對殘暴的土耳其人的義憤令人敬畏，他對英國社會上層人尋歡作樂的抨擊又十分嚴正。他的演講詞登在各種報刊雜誌上，時人競相傳閲，一睹為快。

結果十分清楚，在這次大選中，格拉斯頓以 352票對 238票的絶對優勢擊敗迪斯累裡，再一次成為英國首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