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各特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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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而言之，拜倫是藝術家的氣質，司各特卻是社交界的人物，而且用他那條瘸腿在大地上站得比拜倫那條好腿更加穩固。他倆的神交是在很不利的情況下開始的。《愛丁堡評論》用傑弗裡特有的那種煞有介事的冷嘲熱諷口吻評論了拜倫的第一本詩集；拜倫寫了一篇諷刺文章 《英格蘭的彈唱詩人和蘇格蘭的評論家》作為回答。在這篇文章裡，和這樁公案毫無瓜葛的司各特被斥為「受僱於人的彈唱詩人」、「阿波羅的不肖子孫」。

如果這些攻擊出自評論家之口，司各特是不屑一顧的。可是這些攻擊來自一位詩人，司各特因而感到受了侮辱。他對騷塞抱怨說：「我真弄不明白，為什麼年輕的拜倫勛爵這個狗崽子罵我想用筆桿來混飯吃，雖然他對我一無所知。既然餓極了的熊連舔舔自己的腳掌都在被禁止之列，那他還有什麼出路呢！我可以告訴這位出身名門的幸運兒：我沒有繼承大片肥沃的土地和每年 5000英鎊的收入，這並不是我的過錯，正像他閣下不需要靠文學才能和成就來■口並不能算是他的功績一樣。」

《恰爾德—哈洛德遊記》的頭幾章在文學界引起轟動，這給司各特留下了強烈的印象。他很欣賞各章的結構、傑出的文采、激情和意境，雖然他認為這部長詩稍嫌輕佻。不久以後約翰·默里根據拜倫的敘述，向他介紹了拜倫和攝政王的談話，司各特於是給這位詩壇同行寫了一封信，說明了自己的經濟情況：「在天才的同時代人面前洗刷對我的私心和卑鄙意圖的懷疑，這種願望我想是情有可原的。」拜倫以應有的高尚態度寫了回信。

1815年春天，他們在倫敦艾伯馬爾大街50號約翰·默裡家見面了。他們一見如故，在司各特遊歷倫敦期間，他們每天都到默裡家促膝長談。這位出版商回憶說，他們談完之後，就手輓着手，一瘸一拐地走下樓梯，每下一級階梯都更顯出他們的跛足，這副情景是很有趣的。司各特認為拜倫最後很可能皈依天主教，而且把這個想法坦率地告訴了他。

拜倫並沒有表示異議，不過，日後的事實表明，他最後的歲月是在希臘，而不是在羅馬度過的。他們的政治觀點相去很遠。譬如說，司各特不認為拿破崙是正派人，而拜倫卻因為拿破崙不是一個民主派而氣惱。在道德問題上，他們的看法也不完全一致。

拜倫認為，司各特不妨稍稍放縱一點；司各特卻認為，略加節制對拜倫只會有好處。但是他們陶醉于彼此交往，因此不去注意這些細節。雖然他們後來只是在同年秋天又見過一次，但他們的友誼卻由於通信而得到滋潤，由於蒙受冤屈的拜倫被迫離開英國時司各特改採取的態度而得到鞏固。

1816年1月，拜倫的妻子宣稱拜倫是瘋子而離開了他。大多數英國人，包括司各特的朋友巴克柳公爵、艾伯科恩夫人、莫里特和喬安娜·貝莉在內，都責怪拜倫，而且希望有人能出面調解，使夫婦倆重歸於好。

然而司各特認為，既然分手的是拜倫夫婦這樣的一對，而且他們的夫婦生活在社交界又是盡人皆知的，旁人干預是不合適的：「彌補這樣的裂痕就像把瓷器重新粘合一樣，盤子雖然看起來是完整的，可是其價值已不能和昔日相比，而且隨時都可能破成碎片。”對詩人的攻擊又轉到了他的作品頭上，人們對《恰爾德—哈洛德遊記》的第三章 懷着冷漠的敵意。司各特拒絶加入責罵者的行列，反而為《每季評論》寫了一篇讚揚的評論，使那些極力把拜倫夫人說成是偉大的殉教者的人大為不快。拜倫自然對司各特在這種時刻挺身而出十分感激，給他寫了一封信表示感謝。

司各特回信說：“我一向贊成光明正大的搏鬥，所以不能容忍20條狗撲向自己的一個同類，我尤其憎惡的是一群荒村野狗圍攻一條比他們統統加在一起還要珍貴得多的純種獵犬。」

司各特很惋惜未能同拜倫有更多交往，他相信自己本來可以給自己秉性高尚的朋友以良好的影響。拜倫也有類似的看法：「我很不幸的是命運沒有為我安排像這樣的一位導師。」拜倫承認，如果他在人生的道路上遇見的不是一個，而是好幾個司各特，那他就會相信人的美德了。

拜倫貪婪地閲讀司各特新問世的每一部小說，無論走到哪裡都帶在身邊，几乎可以把它們背下來，每年都要把它們重讀一遍，而且興趣並不稍減。他宣稱司各特是自塞萬提斯以來最偉大的散文作家，他的宗教神秘劇《該隱》就是獻給司各特的，他在日記裡寫下了這樣的話：「這是一個令人震驚的人，真想同他痛飲一番。”當司湯達說司各特的性格並非盡如人意時，拜倫于1823年5月自熱那亞回答他說，在他認識的所有人中，司各特是最襟懷坦白、最值得尊敬、最有吸引力的人。“我敢說，司各特是盡善盡美的人的典範，我瞭解這一點，因為我同他有過交往。」

拿破崙戰爭接近尾聲時，法國俘虜在保證不再參加軍事行動後，被安頓在阿博茨福德附近。司各特和夏洛特竭盡所能來減輕他們的困難處境，這表現了司各特難能可貴的性格。而他罕見的善良鮮明地表現在1814年的一次航行中。當時拿破崙在蹂躪了整個歐洲之後，得到了一份寬厚的年金和厄爾巴島上面向地中海的一處漂亮寓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