卓別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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退伍軍團的人又說：他們這些參加第二次世界大戰、在法國登陸反攻德軍的人，對卓別林不做美國公民感到憤慨。卓別林正色言道：「我的兩個兒子也在那兒，在巴頓的第三軍，在最前線。可他們並沒像您這樣發牢騷，或者誇耀這事。」

有個記者記起，大戰期間卓別林曾致電美術大師畢卡索，要求發起抗議美國納粹分子驅逐反法西斯作曲家艾斯勒的運動。這個記者心懷叵測地問卓別林，是否知道艾斯勒是共產黨，說他喜歡共產黨員。

記者招待會成了政治圍攻，在場的作家吉姆·艾吉挺身而出，指責他們：「一位藝術家，他給世界上帶來了這麼多的歡樂，使我們對小人物有了這麼深的瞭解。可是所謂的美國報界代表，卻這樣嘲笑他，還故意要大家仇視和欺辱他。這樣，他會作何感想呢？」

好友瑪麗·壁克馥、專欄作家威爾遜、作家兼演員唐納德等人，與卓別林、烏娜一起出席了初映式。電影散場後，夫婦倆招待150位客人夜宵。卓別林看出來，席上有幾股對立派，氣氛顯得緊張：一些人表示厭惡這部片子，只有少數人表示喜歡它，這在他以前的新片初映式上從未有過。唐納德忿忿不平地對卓別林說：「查理，他們這些雜種，是要利用你的影片搞政治呀。

其實，這部電影是你的成功之作，它是觀眾們喜愛的。」

唐納德的評價是客觀的，《凡爾杜先生》在戰後為銀幕帶來了一股新鮮空氣，不失為一部精品和卓別林的代表作之一。

《凡爾杜先生》在紐約上映後，連續6周賣座較好。但後來影院售票處的生意逐漸清淡，與以前相比簡直就門前冷落車馬稀了。這大大出乎他意料之外，因為他覺得在他所拍的影片中，《凡爾杜先生》是很能顯示機智與才華的一部。他向聯美公司的職員詢問個中原由，他們告訴他：「你拍的電影在頭幾個星期賣座好，是因為去看的都是你的老影迷。

往後再去看的就是一般觀眾了，老實說，報刊上已經連續攻擊你好多年了，一般的觀眾肯定會受到影響，所以到後來賣座就差了。」

然後，他們拿出了幾份報紙：「瞧，全國各地，看到的都是這樣的報道。」

其中一張報紙上的照片，畫面是新澤西州一家影院放映《凡爾杜先生》的情景，該州天主教退伍軍團在影院外佈置了糾察綫。糾察隊員們舉着幾塊標語牌，這樣寫道「卓別林是同路人意即赤色分子」、「不能讓卓別林長期喧賓奪主」、「外國佬滾蛋」。

卓別林定睛一看，照片上的影院外邊並無一人買票，而退伍軍團在佈置糾察綫。他的幽默感又出來了，笑道：「這明明是在清早五點鐘拍的嘛。」

事實上，在那些沒有受到干擾的地方，影片的票房情況都很不錯。但是後來，退伍軍團把恫嚇信發到那些輪流放映《凡爾杜先生》的大影院，威脅老闆們說，如果哪個影劇院上映一部卓別林的片子，或是他們所反對的其他電影，他們就要連續抵制那個影劇院一年。結果，科羅拉多州首府丹佛市馬上傳來消息，說一些影院頭一天上映這部片子賣座極佳，但受到恫嚇第二天就停映。

那一次去紐約，是卓別林心情最抑鬱、忿怒的一次，起初全國各地輪映制的影劇院都來訂片子，後來聯美公司每天都收到幾份取消影片訂單的通知。與此同時，報刊的攻擊不停，還有幾位參議員在參議院攻擊他。有的評論家如本來較有見識的耐特，竟把《凡爾杜先生》稱為「可能是從有電影以來最不合群的一部影片」，說卓別林「厚着臉皮想用他的實用的非正統的道德觀，使美國社會的各個階層都感到震驚和氣憤」。他居然理解不了卓別林是在呼籲人們要有健全的道德觀。

這樣不遺餘力，公眾似乎被煽起了一種敵視情緒：這個人來美國這麼多年，掙了這麼多錢，還不願加入美國國籍，並從事非美活動，是一個忘恩負義的偽君子……報上就是這麼說的。

在這股謡言四起、猜忌敵視的潛流，和公開詆毀、無情打擊的浪潮交替衝擊下，《凡爾杜先生》沒有達到卓別林預計的1200萬的收入，在美國的總收入几乎還不夠支付攝製費用。卓別林這棵大樹的根基一動，聯美公司的日子就岌岌可危了。

第二次世界大戰後，隨着東西方兩大陣營的冷戰，美國「非美活動委員會」1947年開始，對電影界進行調查，把矛頭對準進步人士。事實上，1941年卓別林的《大獨裁者》曾獲得最佳編劇、最佳男主角等三項奧斯卡獎提名，最終未能獲取，就是這個「非美活動委員會」暗中起了作用。

這年下半年，好萊塢19位著名人士收到了「非美活動委員會」的傳票。

10月在華盛頓舉行聽證會。演員羅伯特·泰勒、賈萊·古柏、迪尼斯影片公司及迪尼斯樂園老闆華德·迪尼斯、導演地密爾等出席，作了「友好”的證詞，即證實電影界有「赤色活動」。迪尼斯說曾有人企圖勸他把米老鼠和唐老鴨，用來作「赤色宣傳」。這樣，一些大報和一些權威人士，發動了一場反「赤色活動」的大規模活動。

一些進步的文化戰士，開始被逐離美國。1933年被希特拉下令驅逐，來到美國避難的著名音樂家艾斯勒也受到威脅。卓別林立即在11月致電法國著名美術家畢卡索：“你能否組織起一個法國藝術家委員會，由它出面向美國駐巴黎的大使館抗議這次威脅到漢斯·艾斯勒的罪惡的驅逐行為，同時請你寄給我一份抗議書，以便在這裡發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