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散文大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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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也是這個時候，我在歡迎本系博士生和碩士生的迎新會上，也發表過一個講話。那時我講北大是做學問的地方，但是就重要性講，還是做人第一、做學問第二。做人的問題很複雜，但也很簡單，就是在人的質量和品德方面有高的標準和要求。只有人做好了，學問才能有好的發揮。

北大這所學校出過許多學者，也出過許多革命者。這些學者中的出色的人物，往往是人的品行高潔，而學問也是前瞻和開創的。如李大釗，他最早把馬克思主義引到中國來，他呼喚並參與了中國青春的創造；又如魯迅——北大校徽的設計者，他在這裡的身份只是講師，但卻是中國文化的偉人。不論是李大釗，還是魯迅，他們都是偉大的愛國者。

所以，在這裡，我想強調的是，做人和做學問的統一，愛國和敬業精神的統一。

一個人成就有大小，水平有高低，決定這一切的因素很多，但最根本的，是學習。學習是不能偷巧的，一靠積累，二靠思考，綜合起來，才有了創造。但是第一步是積累。積累說白了，就是抓緊時間讀書，一邊讀書，一邊思考，讓自己的大腦活躍起來。

用前人的經驗來充實自己，先學習前人，而後發展前人，而後才有自己的發現和創造。

但無論怎麼說，首先是學習，抓緊一切時間學習。我的經驗是，不要抱怨，更不要拒絶老師提供的那一串長長的書單，那裏邊有的道理，你們現在並不理解，但是要接受它，按照那個參考書目或必讀書目，一本一本地讀，古今中外都讀，分門別類地讀。有的書要反覆讀，細讀；有的書可以走馬觀花，快讀；但是一定要讀。

這叫機不可失，時不再來。

我想告訴大家，我現在從事的工作，應付着方方面面工作的，不論是寫文章、說話、論證、做判斷，靠的就是北大本科幾年的讀書的積累。那時還有很多的政治運動，用到學習上的時間並不多，但也就是那些有限的時間裡讀到的那些中國文學、外國文學、歷史、哲學、語言學等方面的積累，支撐着我現時的繁重的工作。雖然時感知識不足，所知者少，但使我有能力去應付那千頭萬緒的局面的，還是北大當學生那幾年打下的基礎。

事實上，人一旦走上了工作崗位，現在這樣專注的、系統的、全力以赴的學習機會也就隨之失去了。等到工作臨頭，你發現羅曼·羅蘭沒有讀過，高爾基沒有讀過，《離騷》沒有讀過，《故事新編》沒有讀過，但丁和普希金也沒有讀過，那時工作逼着你發言，你只好手忙腳亂地臨時亂翻。那是應急，不是學習。匆忙中誰能把《約翰·克利斯朵夫》一口吞了下來？即使吞了下來，你又能發表出什麼意見呢？離開了大學，可以說，你基本上失去了大學學習的條件，那時想起那一串長長的書單，你真是悔之莫及了。

所以，你們到北大來，我第一要勸你們的，是做書獃子。只有先做獃子，然後才能做聰明人。一開始就想做聰明人，什麼都沒有，而要裝天才，做神童，那才是真正的獃子。聰明絶頂，目空一切，這是北大學生容易犯的毛病。

我們要杜絶這種小聰明，爭取將來的大智慧。

此外，要學好語言。不僅本國語言要學好，外國語也要學好。那種認為中文系學生不必學好外語的觀念，是一種短見，是很淺薄的。現在國門開放，不是閉關鎖國的時代了，中國要瞭解世界，世界也要瞭解中國，要靠語言這座橋樑。

除了外國語，還有本國語。現代漢語要掌握好，寫文章要用語法，不要寫錯別字，文字要漂亮。更重要的，是要掌握好古代漢語，中文系學生不會直接閲讀古文，是恥辱。不要讀白話《史記》或《論語》今譯之類的書，不是那些書不好，而是中文系學生應當掌握好古漢語，直接和莊子和李白用他們當年的語言對話。

還有，也許已超出了教學大綱的範圍了，但是我還要講，那就是中文系學生應當學毛筆字，還要識別繁體字。以上所說，對別人可能是苛求，而對中文系學生而言，則是必要的和起碼的。

因為文學是你們的專業，所以我還要談談文學，在我的心目中，文學是非常神聖的。我們講敬業，就是要對文學懷有敬畏之心。文學，有人說起源於勞動，有人說起源於遊戲。在文學的功能中，是有遊戲的成分，有讓人愉快讓人輕鬆的作用。

但文學從根本上說不能等同於遊戲，因此，我們不能遊戲文學。

文學中的優秀部分，最有價值的部分，是人類崇高精神的詩化。文學是一種讓人變得高雅、變得充實、變得聰明、變得有情趣的精神勞作。我們學習文學，是要把文學當做事業去創造、去發展、去發揚光大，而不是把它當做手中的玩物。我講這些話不是無的放矢，而是有感於當前文學的某種缺陷和某種失落。

號稱全國最高學府的北大，物質條件很差，有的方面如學生宿舍則是超乎尋常的差。物質的貧乏並不等於精神的貧乏。在精神方面，北大是富有的，是強者，北大的這種富有，足以抵抗那物質的貧乏而引以自豪。走在我們前面的，有我們一代又一代的老師，他們一介布衣，終生清貧，但卻是我們永遠敬重的精神的強者。

改稿新華日報劉日興

我的女兒奧列奇卡常常是我小說的第一讀者。

我最近的新作描寫的是一對正在建築工程學院讀書的情侶的戀愛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