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話散文集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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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啊！」我獃獃地睜大了眼睛，心裡太喜歡了。

「他是研究法國文學的，小說、戲劇，都寫了不少。」

中村吉藏先生看來是一位莊嚴的上了年紀的人，他問我：

「你喜歡什麼派別的文學？」

當時我是還沒有上軌道的野馬，我不曉得答，只是羞紅着臉聊以塞責地說：

「我喜歡梅特林的《青鳥》。」

他大不高興，哼出古老的聲音：

「唔，唔！……你喜歡象徵派，神秘派的傢伙！那麼，你喜歡霍普特曼底《沉鐘》羅？」

「是。」

我越害羞，不敢抬頭。

「象徵派、神秘派，是老早就過去的潮流了。現在還喜歡那些，簡直是思想落伍！」

在他冷嚴與不客氣的尊容前，我羞愧得直欲落淚。幸而他夫人用甜美的聲調代我談話，壯我底膽，他又問：

「你喜歡易卜生的作品嗎？」

「是，我喜歡他底《偶像家庭》，但是，《國民之敵》好像更喜歡些。」

「好的，以後你多看些社會問題的東西。今日的文學，是社會問題的文學。你看過高爾斯華綏的作品嗎？」

「沒有。」

英國前輩的社會戲曲家高爾斯華綏的戲曲，我是從中村吉藏先生的指導才知道的，他底《銀匣》《爭鬥》，社會意義之濃厚，的確是我以前看的戲曲中所找不到的。對於中村吉藏先生，頗有相見太晚之恨，但這是說以前的高爾斯華綏。

民國十五年歸國以來，我學了些什麼，做了些什麼呢？趕着革命的浪潮，對革命的母胎廣州跑，……

文學是要飯培養的，我沒有培養它的力量，我離開文學太遠了。

《奔流》時代，蘇雪林女士和我很要好，她每次和我見面，總有幾句「我們女作家，我們女作家」。我聽來非常背皮緊。「作家」，中國現在，嚴格地說來真有幾個？「女作家」在現代中國，更是鳳毛麟角！起碼我是不配稱「女作家」的，猶之我不配稱「太太」「夫人」一樣。我沒有盡作家的職，沒有好好寫過一兩篇文章，猶之我不曾盡過太太的職，沒有好好地和愛人同居過一個月以上一樣。

我既不是作家，就不知道談文學。承文學社兩次來信，要我寫「我與文學」這篇文章，我只得胡說一頓。

不過我決不會忘記我投到文學圈裡的初衷的！只嘆我多年來給慘淡的病磨着了，我是一個頂呱呱的「病家」。

選自《文學》一周年紀念特輯：《我與文學1934年7月上海生活出版社出版

卞之琳

1910－2000

祖籍江蘇溧水，1910年生於江蘇海門。1933年畢業于北平北京大學英文系，曾任北京大學西語系教授(1949-1952)現仍任中社科院文學所研究員(二級)享受終身制待遇；曾任國務院學位委員會第一、二屆外國文學評議組成員；中國莎士比亞研究會副會長；歷任中國作家協會理事，現任顧問；曾作客英國牛津(1947-1949)。抗日戰爭初年曾訪問延安從事臨時性教學工作、並訪問太行山區前方、隨軍；回西南大後方後在昆明西南聯大，任講師，副教授，定級教授，1946複員至天津南開大學任職一年。解放後多次下鄉生活與協助農村工作。

曾作為荷蘭學者Lloyd Haff研究專着的題材-Pich chihlin a stady of Modern chinese Poetry；香港大學學者張曼儀的專題研究的對象……《卞之琳着譯研究。》《十年詩草1930-1939》，另篇詩作多首，直至1996年新作一首；《山山水，小說片斷》(1983香港山邊社)；《莎士比亞悲劇四種》(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英國詩選，附法國現代詩作者》(其中英詩部分，省北京局務印書館雙語對照本)

長治馬路寬

卞之琳

「長治馬路寬，女人的褲腳寬……一共有三寬，第三寬記不清了，」還沒望見長治的城牆，一位同行者就對我們說了。第三寬究竟是什麼，我到城裡就問過幾次，說者不一，按下不表。女人的褲腳在冬天都紮上了帶子，看不出寬得怎樣了不得。馬路倒確乎寬。

從西門一進城，一見面前展出去的三株兩株大樹，三所兩所商店的樓房峙立在兩旁，由大車道夾着的大街，同伴中就有人說：「到了北平的西直門大街了。」

長治城也確乎不小，周圍二十里，其大，在華北目前在我們這裡的城市怕算得上第一了。城內並立在一起的鐘鼓樓，上面釘着「風馳」、「雲動」兩塊匾額，傳說樓頂與伏在東邊的太行山頂—樣高。門裡是地方法院，從前是府衙門。府衙門背後有「唐玄宗為潞州別駕時所建的德風亭故址。

」今年春天日本一零八師團長下元在這裡住過一個時期，最近八路軍朱總司令也就在同一個房間裡住了三天。

府衙門前面的石板底下傳說還埋着一位將軍的盔甲。這位將軍在金兵破城的時候，自刎而死，屍立不倒。一直等金兀朮來拜了三拜。傳說的故事是發生在四五百年前。

在四五百年後，在1938年2月27日，長治城裡又自殺了一位民族英雄，一位四十七軍的旅長李克沅。從東陽關進來的敵軍大部隊已經到了城下，旅長帶了一營兵在城裡死守。北城的門樓被大炮打穿了，城破了，完了嗎？不，還有巷戰。兵士在被解決以前，把槍枝毀了，或投到井裡。

一場壯烈的戰鬥，博得了長治一帶老百姓簡單而可貴的一聲：「四川軍打得好。」長治老百姓異口同聲的說出這一句話也算得不容易吧。要知道長治第一次失陷中老百姓被敵兵殺死了多少──三千！這三千人本來也有腳可走，就因為川軍誓與城偕亡，封了城門，才沒有出去。敵兵進來了以後，手指按着槍上的機關，「看見狗不順眼就打狗，看見人不順眼就打人，」一個理髮匠對我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