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話散文集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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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青選集》(1——3冊)1986，四川文藝

坪上散步

——關於作者、作品及其他

艾　青

把一篇作品看做一個引擎，一個輪子，或是一把鐮刀都好。

卻不要把它當做裝飾，一塊會議桌上的桌布，或是辦公廳的窗子上的窗帘。

沒有比一篇作品完成時所給我們的愉快和安慰更真實的了。這種愉快和安慰，不是任何懷着甚深的偏見的批評家所能奪去的；也不是任何懷着執拗的成見的敵人所能減少一分的。

與其穿了不合身材的衣服，還不如赤裸。

越是對藝術有勇猛的情熱的作者，越是歡喜赤裸。

為什麼我們要擯棄說教呢？因為說教常常是裝腔做態的，不自然的，虛偽的。

當你的情感不曾達到完全純真的時候，是很難產生好的作品的。

作家和編者之間的互相幫助是：作家能把「好的」稿子給編者，編者能退還「不好的」稿子給作家。

作家和編者之間的崇高的友誼應該是：作家拿「好的」稿子，提高編者的聲譽，編者退還「壞的」稿子，提高作家的聲譽。

當我聽一個人發表他對於另外一個人的意見時，我常常注意他心裡的活動——即透過他的顯得客觀的語言，去看他躲藏在背後的真的意見，這樣的結果，使我發現：能公見地批評人的是不很多的，大多數是狡猾的。

有些人內心充滿嫉妒，外表卻假裝冷漠。當你問他對於某個作家或作品的意見時，他從鼻孔裡哼出冷笑，裝出不屑談的樣子，沉默着；另一種人則含糊其詞，企圖抹煞。

偉大的藝術品必須藴蓄一種東西，這就是一個時代為了選擇自己的代言人，而託付給作家的東西。

不朽的作品，常包含一種一切時代所共同具有的人類向上的美的精神——引導人類從瑣屑、偏狹、卑污走向善良、寬大、高貴的精神。

小市民式的自滿，是藝術家走向成功路上最可怕的敵人。

純正的藝術品和虛偽的製造物之間的距離，凡是有良心的作家自己是很清楚的。

那些裝腔做態的東西，我們常常是要用很大的努力才能讀完它。當讀完它的時候，我們就感到悲哀——這種悲哀，與其說是為了那作品，倒不如說是為了那作者，為了他的那個發表作品的可憐的動機。

摹仿、抄襲、剽竊，都是缺乏創造力的結果。

我真討厭抄襲，當你剛剛用心血創造了一些語言或形象，第二天就看到那些抄襲家們的複寫了——那些複寫常常顯得那樣拙劣，他們往往把你原來用苦辛所創造的東西，弄得卑俗化了。

對於一個作家的要求，不只是文章簡潔通順，這是一種起碼的要求——但我們的很多作家，卻連這起碼的要求都成了最高的要求了。

老練的文體，不是困苦的雕琢，和艱難修飾的結果。

老練的文體，是作者對他所接觸的思想情感透澈瞭解的結果。

批評家的工作是：發現作家，發現作家對現實的接近和距離，發現作品和現實之間的接近和距離。

卻不是在司令台上喝叱着，發號施令。

我們的文壇產生了一些文壇掌故家，卻很少文學史家，因為我們很多所謂文學史家是以掌故當作史料的，不是以作品當做史料的。

因此，我們的文壇以誰知道掌故更多就是最好的文學史家；因此，我們的很多批評家，就成天在收集掌故——卻很少願意化精力在研究作品的工作上。

大多數的批評家不知怎麼的，很少能把一個作家正確地反映給讀者，好像他們的能力永遠限制在運用空洞的術語上，不會用正確的美學觀點，有耐心地，具體地去瞭解一個作家。

一個作家，除了文章寫得簡潔通順之外，必須在他的作品裡包含一種思想。

所寫的人物，必須有社會的根源，人物而沒有社會的根源，不能成為典型。

個人是依附在階級一起的，批評他應該和他的階級一起批評。

他的成功和失敗，是聯繫在他所屬的階級的成功和失敗上的。

為什麼寫人物呢？寫人物無非是通過人物寫社會。假使不是這樣，那麼寫的人物是沒有生命的，是一種剪影。

我們的大多數讀者，現在還只是停留在理解名詞和動詞的可悲的階段，對於形容詞，副詞，接讀詞之類的苦心，他們是不很尊重的。

一般地說，文章寫壞了，或是寫得不通了，作者是不知道的；假如他知道，那一定羞於拿出來發表的；同時編者也是不知道的，要是知道，他也不願意刊登的。

這樣才顯出批評的重要。

好的批評家不應該先注意作者寫什麼東西就算完了，更重要的是注意他怎樣寫——用怎樣的態度處理題材，從什麼角度看世界，採取怎樣的手段……等等。

高明的理論家不從作品改採用的題材的階級的區別去衡量作品；而是從作品中所反映的各個階級的真實，與他們之間的矛盾程度去衡量作品。

一九四二年立春抄于藍家坪

原載1942年2月12日《解放日報》

憶白石老人

艾　青

1949年我進北京城不久，就打聽白石老人的情況，知道他還健在，我就想看望這位老畫家。我約了沙可夫和江豐兩個同志，由李可染同志陪同去看他，他住在西城跨車衚衕十三號。進門的小房間住了一個小老頭子，沒有鬍子，後來聽說是清皇室的一名小太監，給他看門的。

當時，我們三個人都是北京軍事管制委員會的文化接管委員，穿的是軍裝，臂上帶臂章，三個人去看他，難免要使老人感到奇怪。經李可染介紹，他接待了我們。我馬上向前說：「我在十八歲的時候，看了老先生的四張冊頁，印象很深，多年都沒有機會見到你，今天特意來拜訪。」

他問：「你在哪兒看到我的畫？」

我說：「1928年，已經二十一年了，在杭州西湖藝術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