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語堂散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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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我們知道如果我們把積極的和消極的人生觀念適當地混合起來，我們能夠得到一種和諧的中庸哲學，介於動作與不動作之間；介於塵世徒然的匆忙與完全逃避人生責任之間；在世界上的一切哲學之中，這一種可說是人類生活上最健全最美滿的理想了。還有一點更加重要，就是這兩種不同的觀念的混合，產生了一種和諧的人格，這種和諧的人格便是一切文化和教育的公認目的。我們在這種和諧的人格中，看見一種生的歡快和愛好，這是值得注意的。

要我描寫這種人生的愛好的性質是很困難的，用一個譬喻來說明或敘述一位人生的愛好者的真事蹟，是比較容易的。陶淵明，這位中國最偉大的詩人和中國文化上最和諧的產物，很自然地浮上我的心頭。當我說陶淵明是中國整個文學傳統上最和諧、最完美的人物時，一定沒有一個中國人會反對我的話的。他不曾做過大官，沒有權力和外表的成就，除一部薄薄的詩集和三四篇散文之外，也不曾留給我們什麼文學遺產，可是他至今日依然是一堆照徹古今的烽火。

在那些較渺小的詩人和作家的心目中，他永遠是最高人格的象徵。他的生活是簡樸的，風格也是簡樸的，這種簡樸的特質是令人敬畏的，是會使那些較聰明、較熟悉世故的人自慚形穢的。他今日是人生的真愛好者的模範，因為他心中反抗塵世慾望的念頭，並沒有驅使他去做一個徹底的遁世者，反而使他的感官的生活調和起來。文學的浪漫主義，與道家的閒散生活和反抗儒家的教義，已經在中國活動了兩百多年，而和前世紀的儒家哲學合併起來，造成這麼一種和諧的人格。

在陶淵明的身上，我們看見那種積極的人生觀已經喪失其愚蠢的滿足，而那種玩世的哲學也已經喪失其尖刻的叛逆性我們在托洛的身上還可以看見這麼一種特質——這是一個不朽的標誌，而人類的智慧第一次在寬容的、嘲弄的精神中達到成熟期了。

在我的心目中，陶淵明代表中國文化的一種奇怪的特質，這種特質就是肉的專一和靈的傲慢的奇怪混合，就是不流于靈慾的精神生活和不流于肉慾的物質生活的奇怪混合。在這種混合中，感官和心靈是和諧相處的。因為理想的哲學家能夠瞭解女人的嫵媚而不流于粗鄙，能夠酷愛人生而不過度，能夠看見塵世的成功和失敗的空虛，能夠站在超越人生和脫離人生的地位，而不敵視人生。因為陶淵明已經達到了那種心靈發展的真正和諧的境地，所以我們看不見一絲一毫的內心衝突，所以他的生活會像他的詩那麼自然，那麼不費力。

陶淵明生於第四世紀的末葉，是一位著名學者和官吏的曾孫；這位著名的學者和官吏在州無事，輒朝運百甓于齋外，暮運于齋內。陶淵明少時，以家貧親老，起為州祭酒，可是不久便辭職，過着耕田的生活，因此患了一種疾病。有一天，他對親朋們說：「聊欲絃歌以為三徑之資，可乎？」有一個朋友聽見這句話，便給他做彭澤令。他因為很喜歡喝酒，所以命令縣公田都種秫谷，後來他的妻子固請種粳，才使一頃五十畝種秫，五十畝種粳。

有一次，郡遣督郵至，縣吏說他應該束帶見督郵，陶淵明嘆曰：「吾不能為五斗米折腰。」於是他便辭職，寫了《歸去來兮辭》這首名賦。從此以後，他就過着農夫的生活，有幾次人家請他做官，他都拒絶了。他自己很窮，和窮人一起過活；他在給他兒子的一封信裡，曾悲嘆他們衣冠不整，而且做着平常工人的工作。

可是他有一次曾遣一個農家的孩子到他的兒子的地方去，幫他們挑水取柴；他在給兒子的信裡說：「此亦人子也，可善遇之。」

他惟一的弱點便是喜歡喝酒。他過着很孤獨的生活，不常和賓客周旋，可是一看見酒的時候，縱使他和主人不認識，他也會和大家坐在一起喝酒的。有時他做主人，在席上喝酒先醉，便向客人說：「我醉欲眠，卿可去。」他有一張沒有絃線的琴。

這種古代的樂器只有在心境很平靜的時候，好整以暇地慢慢彈起來才有意思。他和朋友喝酒的時候，或想玩玩音樂的時候，常常撫這張無弦之琴。他說：「但識琴中趣，何勞弦上聲？」

他是一個謙遜、簡樸、自立的人，交友極為謹慎。判史王弘非常欽仰他，要和他做朋友，可是覺得很難碰見他。他很自然地說：「我性不狎世，因疾守用，幸非潔志慕聲。」王弘只好跟一個朋友設計去會見他，這個朋友約他出門喝酒，當他走到半路，停在一個野亭的時候，朋友便把酒拿出來。

陶淵明欣然坐下來喝酒，王弘早已隱藏在附近的地方，便在這時候走出來和他相見了。他非常高興，歡宴窮日，連朋友的地方也忘記去了。王弘看見陶淵明無履，就叫左右為他造履。當王弘的左右請度履的時候，陶淵明便伸出腳來讓他們量一量。

此後王弘要和他見面的時候，常常在林澤間等候他。有一次，他的朋友們在煮酒，他們拿他頭上的葛巾來漉酒，用完還給他，他又把葛巾着在頭上。

他住在廬山之麓，當時廬山有一個著名的禪宗，叫做白蓮社，由一位大學者主持。這個領袖想請他加入白蓮社，有一天便請他赴宴，他所提出的條件是可以在席上喝酒。這種行為是違犯佛教的條規的，可是主人答應了。當他剛要簽字正式入社的時候，他卻「攢眉而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