懺悔錄
盧梭 著

譯本序

在歷史上多得難以數計的自傳作品中，真正有文學價值的顯然並不多，而成為文學名著的則更少。至於以其思想、藝術和風格上的重要意義而奠定了撰寫者的文學地位——不是一個普通的文學席位，而是長久地受人景仰的崇高地位的，也許只有《懺悔錄》了。盧梭這個不論在社會政治思想上，在文學內容、風格和情調上都開闢了一個新的時代的人物，主要就是通過這部自傳推動和啟發了十九世紀的法國文學，使它——用當時很有權威的一位批評家的話來說——「獲得最大的進步」、「自巴斯喀以來最大的革命」，這位批評家謙虛地承認：「我們十九世紀的人就是從這次革命裡出來的」。

寫自傳總是在晚年，一般都是在功成名就、憂患已成過去的時候，然而對於盧梭來說，他這寫自傳的晚年是怎樣的一個晚年啊！

一七六二年，他五十歲，刊印他的著作的書商，阿姆斯特丹的馬爾克－米謝爾·雷伊，建議他寫一部自傳。毫無疑問，像他這樣一個平民出身、走過了漫長的坎坷的道路、通過自學和個人奮鬥居然成為知識界的鉅子、名聲傳遍整個法國的人物，的確最宜於寫自傳作品了，何況在他的生活經歷中還充滿了五光十色和戲劇性。但盧梭並沒有接受這個建議，顯然是因為自傳將會牽涉到一些當時的人和事，而盧梭是不願意這樣做的。情況到《愛彌兒》出版後有了變化，大理院下令焚燒這部觸怒了封建統治階級的作品，並要逮捕作者，從此，他被當作「瘋子」、「野蠻人」而遭到緊追不捨的迫害，開始了逃亡的生活。他逃到瑞士，瑞士當局也下令燒他的書，他逃到普魯士的屬地莫蒂亞，教會發表文告宣佈他是上帝的敵人，他沒法繼續呆下去，又流亡到聖彼得島。對他來說，官方的判決和教會的譴責已經是夠嚴酷的了，更沉重的一擊又接障而來：一七六五年出現了一本題名為《公民們的感情》的小冊子，對盧梭的個人生活和人品進行了攻擊，令人痛心的是，這一攻擊並不是來自敵人的營壘，而顯然是友軍之所為。盧梭眼見自己有被抹得漆黑、成為一個千古罪人的危險，迫切感到有為自己辯護的必要，於是在這一年，當他流亡在莫蒂亞的時候，他懷著悲憤的心情開始寫他的自傳。

整個自傳是在顛沛流離的逃亡生活中斷斷續續完成的。在莫蒂埃和皮埃爾島時，他僅僅寫了第一章，逃到英國的武通後，他完成了第一章到第五章前半部分，第五章到第六章則是他回到法國後，一七六七年住在特利堡時完成的，這就是《懺悔錄》的第一部。經過兩年的中斷，他於一七六九年又開始寫自傳的第七章至第十二章，即《懺悔錄》的第二部，其中大部分是他逃避在外省的期間寫出來的，只有末尾一章完成於他回到了巴黎之後，最後「竣工」的日期是一七七0年十一月。此後，他在孤獨和不幸中活了將近八年，繼續寫了自傳的續篇《一個孤獨的散步者的夢想》。

《懺悔錄》就是盧梭悲慘的晚年的產物，如果要舉出他那些不幸歲月中最重要的、甚至是唯一的內容，那就是這一部摻合著辛酸的書了。這樣一部在殘酷迫害下寫成的自傳，一部在四面受敵的情況下為自己的存在辯護的自傳，怎麼會不充滿一種逼人的悲憤？它那著名的開篇，一下子就顯出了這種悲憤所具有的震撼人心的力量。盧梭面對著種種譴責和污蔑、中傷和曲解，自信他比那些迫害和攻擊他的大人先生、正人君子們來得高尚純潔、誠實自然，一開始就向自己的時代社會提出了勇敢的挑戰：「不管末日審判的號角什麼時候吹響。我都敢拿著這本書走到至高無上的審判者面前，果敢地大聲說：『請看！這就是我所做過的，這就是我所想過的，我當時就是那樣的人……請你把那無數的眾生叫到我跟前來！讓他們聽聽我的懺悔……然後，讓他們每一個人在您的寶座前面，同樣真誠地披露自己的心靈，看有誰敢於對您說：我比這個人好，』」

這定下了全書的論辯和對抗的基調。在這對抗的基調後面，顯然有著一種激烈的衝突，即盧梭與社會的衝突，這種衝突決不是產生於偶然的事件和糾葛，而是有著深刻的社會階級根由的。

盧梭這一個鐘錶匠的兒子，從民主政體的日內瓦走到封建專制主義之都巴黎，從下層人民中走進了法蘭西思想界，像他這樣一個身上帶著塵土、經常衣食無著的流浪漢，和整個貴族上流社會當然是兩個不同的世界，即使和同一營壘的其他啟蒙思想家孟德斯鳩、伏爾泰、狄德羅也有很大的不同。孟德斯鳩作為一個擁有自己的莊園、同時經營工商業的穿袍貴族，一生過著安逸的生活；伏爾泰本人就是一個大資產者，家有萬貫之財，一直是在社會上層活動；狄德羅也是出身於富裕的家庭，他雖然也過過清貧的日子，畢竟沒有盧梭那種直接來自社會底層的經歷。盧梭當過學徒、僕人、夥計、隨從，像乞丐一樣進過收容所，只是在經過長期勤奮的自學和個人奮鬥之後，才逐漸脫掉聽差的號衣，成了音樂教師、秘書、職業作家。這就使他有條件把這個階層的情緒、願望和精神帶進十八世紀的文學。他第一篇引起全法蘭西矚目的論文《論科學與藝術》（1750）中那種對封建文明一筆否定的勇氣，那種敢於反對「人人尊敬的事物」的戰鬥精神和傲視傳統觀念的叛逆態度，不正反映了社會下層那種激烈的情緒？奠定了他在整個歐洲思想史上崇高地位的《論人類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礎》（1775）和《民約論》（1762）對社會不平等和奴役的批判，對平等、自由的歌頌，對「主權在民」原則的宣傳，不正體現了十八世紀平民階層在政治上的要求和理想？他那使得「洛陽紙貴」的小說《新愛洛伊絲》又通過一個愛情悲劇為優秀的平民人物爭基本人權，而帶給他悲慘命運的《愛彌兒》則把平民勞動者當作人的理想。因此，當盧梭登上了十八世紀思想文化的歷史舞台的時候，他也就填補了那個在歷史上長期空著的平民思想家的席位。

但盧梭所生活的時代社會，對一個平民思想家來說，是完全敵對的。從他開始發表第一篇論文的五十年代到他完成《懺悔錄》的七十年代，正是法國封建專制主義最後掙扎的時期，他逝世後十一年就爆發了資產階級革命。這個時期，有幾百年歷史的封建主義統治已經到了山窮水盡的境地。長期以來，封建生產關係所固有的矛盾、沉重的封建壓搾已經使得民不聊生，農業生產低落；對新教徒的宗教迫害驅使大量熟練工匠外流，導致了工商業的凋敝；路易十四晚年一連串對外戰爭和宮廷生活的奢侈浪費又使國庫空虛；路易十五醉生夢死的荒淫更把封建國家推到了全面破產的邊緣，以致到路易十六的時候，某些改良主義的嘗試也無法挽救必然毀滅的命運了。這最後的年代是腐朽、瘋狂的年代，封建貴族統治階級愈是即將滅頂，愈是頑固地要維護自己的特權和統治。杜爾果當上財政總監後，提出了一些旨在挽救危機的改良主義措施，因而觸犯了貴族特權階級的利益，很快就被趕下了台。他的繼任者內克僅僅把宮廷龐大的開支公之於眾，觸怒了宮廷權貴，也遭到免職。既然自上而下的旨在維護封建統治根本利益的改良主義也不為特權階級所容許，那麼，自下而上的反對和對抗當然更要受到鎮壓。封建專制主義的鼎盛雖然已經一去不復返，但專制主義的淫威這時並不稍減。伏爾泰和狄德羅都進過監獄，受過迫害。這是十八世紀思想家的命運和標誌。等待著思想家盧梭的，就正是這種社會的和階級的必然性，何況這個來自民間的人物，思想更為激烈，態度更為孤傲：他居然拒絕國王的接見和賜給年金；他竟然表示厭惡巴黎的繁華和上流社會的奢侈；他還膽敢對「高貴的等級」進行如此激烈的指責：「貴族，這在一個國家裡只不過是有害而無用的特權，你們如此誇耀的貴族頭銜有什麼可令人尊敬的？你們貴族階級對祖國的光榮、人類的幸福有什麼貢獻！你們是法律和自由的死敵，凡是在貴族階級顯赫不可一世的國家，除了專制的暴力和對人民的壓迫以外還有什麼？」

《懺海錄》就是這樣一個激進的平民思想家與反動統治激烈衝突的結果。它是一個平民知識分子在封建專制壓迫面前維護自己不僅是作為一個人、更重要的是作為一個普通人的人權和尊嚴的作品，是對統治階級迫害和污蔑的反擊。它首先使我們感到可貴的是，其中充滿了平民的自信、自重和驕傲，總之，一種高昂的平民精神。

由於作者的經歷，他有條件在這部自傳裡展示一個平民的世界，使我們看到十八世紀的女僕、聽差、農民、小店主、下層知識分子以及盧梭自己的平民家族：鐘錶匠、技師、小資產階級婦女。把這樣多的平民形象帶進十八世紀文學，在盧梭之前只有勒·薩日。但勒·薩日在《吉爾·布拉斯》中往往只是把這些人物當作不斷蔓延的故事情節的一部分，限於描寫他們的外部形象。盧梭在《懺悔錄》中則完全不同，他所注重的是這些平民人物的思想感情、品質、人格和性格特點，雖然《懺悔錄》對這些人物的形貌的描寫是很不充分的，但卻足以使讀者瞭解十八世紀這個階層的精神狀況、道德水平、愛好與興趣、願望與追求。在這裡，盧梭致力於發掘平民的精神境界中一切有價值的東西：自然淳樸的人性、值得讚美的道德情操、出色的聰明才智和健康的生活趣味等等。他把他平民家庭中那親切寧靜的柔情描寫得多麼動人啊，使它在那冰冷無情的社會大海的背景上，像是一個始終召喚著他的溫情之島。他筆下的農民都是一些樸實的形象，特別是那個冒著被稅吏發見後就會被逼得破產的拿出豐盛食物款待他的農民，表現了多麼高貴的慷慨；他遇到的那個小店主是那麼忠厚和富有同情心，竟允許一個素不相識的流浪者在他店裡騙吃了一頓飯；他親密的夥伴、華倫夫人的男僕阿奈不僅人格高尚，而且有廣博的學識和出色的才幹；此外，還有「善良的小伙子」平民樂師勒·麥特爾、他的少年流浪漢朋友「聰明的巴克勒」、可憐的女僕「和善、聰明和絕對誠實的」瑪麗永，他們在那惡濁的社會環境裡也都發散出了清新的氣息，使盧梭對他們一直保持著美好的記憶。另一方面，盧梭又以不加掩飾的厭惡和鄙視追述了他所遇見的統治階級和上流社會中的各種人物：「羹匙」貴族的後裔德·彭維爾先生「不是個有德的人」；首席法官西蒙先生是「一個不斷向貴婦們獻慇勤的小猴子」；教會人物幾乎都有「偽善或厚顏無恥的醜態」，其中還有不少淫邪的色情狂；貴婦人的習氣是輕浮和寡廉鮮恥，有的「名聲很壞」；至於巴黎的權貴，無不道德淪喪、性情刁鑽、偽善陰險。在盧梭的眼裡，平民的世界遠比上流社會來得高尚、優越。早在第一篇論文中，他就進行過這樣的對比：「只有在莊稼人的粗布衣服下面，而不是在廷臣的繡金衣服下面，才能發現有力的身軀。裝飾與德行是格格不入的，因為德行是靈魂的力量。」這種對「布衣」的崇尚，對權貴的貶責，在《懺悔錄》裡又有了再一次的發揮，他這樣總結說：「為什麼我年輕的時候遇到了這樣多的好人，到我年紀大了的時候，好人就那樣少了呢？是好人絕種了嗎？不是的，這是由於我今天需要找好人的社會階層已經不再是我當年遇到好人的那個社會階層了。在一般平民中間，雖然只偶爾流露熱情，但自然情感卻是隨時可以見到的。在上流社會中，則連這種自然情感也完全窒息了。他們在情感的幌子下，只受利益或虛榮心的支配。」盧梭自傳中強烈的平民精神，使他在文學史上獲得了他所獨有的特色，法國人自己說得好：「沒有一個作家象盧梭這樣善於把窮人表現得卓越不凡。」

當然，《懺悔錄》中那種平民的自信和驕傲，主要還是表現在盧梭對自我形象的描繪上。儘管盧梭受到了種種責難和攻擊，但他深信在自己的「布衣」之下，比「廷臣的繡金衣服」下面更有「靈魂」和「力量」。在我們看來，實際上也的確如此。他在那個充滿了虛榮的社會裡，敢於公開表示自己對於下層、對於平民的深情，不以自己「低賤」的出身、不以他過去的貧寒困頓為恥，而宣佈那是他的幸福年代，他把淳樸自然視為自己貧賤生活中最可寶貴的財富，他驕傲地展示自己生活中那些為高貴者的生活所不具有的健康的、閃光的東西以及他在貧賤生活中所獲得、所保持著的那種精神上、節操上的丰采。

他告訴讀者，他從自己那充滿真摯溫情的平民家庭中獲得了「一顆多情的心」，雖然他把這視為「一生不幸的根源」，但一直以他「溫柔多情」、具有真情實感而自豪；他又從「淳樸的農村生活」中得到了「不可估量的好處」，「心裡豁然開朗，懂得了友情」，雖然他後來也做過不夠朋友的事，但更多的時候是在友情與功利之間選擇了前者，甚至為了和流浪少年巴克勒的友誼而高唱著「再見吧，都城，再見吧，宮廷、野心、虛榮心，再見吧，愛情和美人」，離開了為他提供「飛黃騰達」的機遇的古豐伯爵。

他過著貧窮的生活，卻有自己豐富的精神世界。他很早就對讀書「有一種罕有的興趣」，即使是在當學徒的時候，也甘冒受懲罰的危險而堅持讀書，甚至為了得到書籍而當掉了自己的襯衫和領帶。他博覽群書，從古希臘羅馬的經典著作一直到當代的啟蒙論著，從文學、歷史一直到自然科學讀物，長期的讀書生活喚起了他「更高尚的感情」，形成了他高出於上層階級的精神境界。

他熱愛知識，有著令人敬佩的好學精神，他學習勤奮刻苦，表現出「難以置信的毅力」。在流浪中，他堅持不懈；疾病纏身時，他也沒有中斷；「死亡的逼近不但沒有削弱我研究學問的興趣，似乎反而更使我興致勃勃地研究起學問來」。他為獲得更多的知識，總是最大限度地利用他的時間，勞動的時候背誦，散步的時候構思。經過長期的努力，他在數學、天文學、歷史、地理、哲學和音樂等各個領域積累了廣博的學識，為自己創造了作為一個思想家、一個文化巨人所必須具備的條件。他富有進取精神，學會了音樂基本理論，又進一步嘗試作曲，讀了伏爾泰的作品，又產生了「要學會用優雅的風格寫文章的願望」；他這樣艱苦地攀登，終於達到當代文化的高峰。

他生活在充滿虛榮和奢侈的社會環境中，卻保持了清高的態度，把貧富置之度外，「一生中的任何時候，從沒有過因為考慮貧富問題而令我心花怒放或憂心忡仲。」他比那些庸人高出許多倍，不愛慕榮華富貴，不追求顯赫聞達，「在那一生難忘的坎坷不平和變化無常的遭遇中」，也「始終不變」。巴黎「一切真正富麗堂皇的情景」使他反感，他成名之後，也「不願意在這個都市長久居住下去」，他之所以在這裡居住了一個時期，「只不過是利用我的逗留來尋求怎樣能夠遠離此地而生活下去的手段而已。」他在惡濁的社會環境中，雖不能完全做到出污泥而不染，但在關鍵的時刻，在重大的問題上，卻難能可貴地表現出高尚的節操。他因為自己「人格高尚，決不想用卑鄙手段去發財」，而拋掉了當訟棍的前程，宮廷演出他的歌舞劇《鄉村卜師》時邀他出席，他故意不修邊幅以示怠慢，顯出「布衣」的本色，國王要接見並賜給他年金，他為了潔身自好，保持人格獨立而不去接受。

　下一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