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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初，取民未有定製。及世祖立法，一本於寬。其用之也，于宗戚則有歲賜，于凶荒則有賑恤，大率以親親愛民為重，而尤惓藐于農桑一事，可謂知理財之本者矣。世祖嘗語中書省臣曰：「凡賜與雖有朕命，中書其斟酌之。」成宗亦嘗謂丞相完澤等曰：「每歲天下金銀鈔幣所入幾何？諸王駙馬賜與及一切營建所出幾何？其會計以聞。」完澤對曰：「歲入之數，金一萬九千兩，銀六萬兩，鈔三百六十萬錠，然猶不足於用，又于至元鈔本中借二十萬錠矣。自今敢以節用為請。」帝嘉納焉。世稱元之治以至元、大德為首者，蓋以此。
自時厥後，國用浸廣。除稅糧、科差二者之外，凡課之入，日增月益。至于天歷之際，視至元、大德之數，蓋增二十倍矣，而朝廷未嘗有一日之蓄，則以其不能量入為出故也。雖然，前代告緡、借商、經總等制，元皆無之，亦可謂寬矣。其能兼有四海，傳及百年者，有以也夫。故仿前史之法，取其出入之制可考者：一曰經理，二曰農桑，三曰稅糧，四曰科差，五曰海運，六曰鈔法，七曰歲課，八曰鹽法，九曰茶法，十曰酒醋課，十有一曰商稅，十有二曰市舶，十有三曰額外課，十有四曰歲賜，十有五曰俸秩，十有六曰常平義倉，十有七曰惠民藥局，十有八曰市糴，十有九曰賑恤，具著于篇，作《食貨志》。
經理
經界廢而後有經理，魯之履畝，漢之核田，皆其制也。夫民之強者田多而稅少，弱者產去而稅存，非經理固無以去其害；然經理之制，苟有不善，則其害又將有甚焉者矣。
仁宗延祐元年，平章章閭言：「經理大事，世祖已嘗行之，但其間欺隱尚多，未能盡實。以熟田為荒地者有之，懼差而析戶者有之，富民買貧民田而仍其舊名輸稅者亦有之。由是歲入不增，小民告病。若行經理之法，俾有田之家，及各位下、寺觀、學校、財賦等田，一切從實自首，庶幾稅入無隱，差徭亦均。」於是遣官經理。以章閭等往江浙，尚書你咱馬丁等往江西，左丞陳士英等往河南，仍命行御史台分台鎮遏，樞密院以軍防護焉。
其法先期揭榜示民，限四十日，以其家所有田，自實于官。或以熟為荒，以田為蕩，或隱占逃亡之產，或盜官田為民田，指民田為官田，及僧道以田作弊者，並許諸人首告。十畝以下，其田主及管幹佃戶皆杖七十七。二十畝以下，加一等。一百畝以下，一百七；以上，流竄北邊，所隱田沒官。郡縣正官不為查勘，致有脫漏者，量事論罪，重者除名。此其大略也。
然期限猝迫，貪刻用事，富民黠吏，並緣為奸，以無為有，虛具于籍者，往往有之。於是人不聊生，盜賊並起，其弊反有甚于前者。仁宗知之，明年，遂下詔免三省自實田租。二年，時汴梁路總管塔海亦言其弊，於是命河南自實田，自延祐五年為始，每畝止科其半，汴梁路凡減二十二萬餘石。至泰定、天歷之初，又盡革虛增之數，民始獲安。今取其數之可考者，列于後云：
河南省，總計官民荒熟田一百一十八萬七百六十九頃。
江西省，總計官民荒熟田四十七萬四千六百九十三頃。
江浙省，總計官民荒熟田九十九萬五千八十一頃。
農桑
農桑，王政之本也。太祖起朔方，其俗不待蠶而衣，不待耕而食，初無所事焉。世祖即位之初，首詔天下，國以民為本，民以衣食為本，衣食以農桑為本。於是頒《農桑輯要》之書於民，俾民崇本抑末。其睿見英識，與古先帝王無異，豈遼、金所能比哉？
中統元年，命各路宣撫司擇通曉農事者，充隨處勸農官。二年，立勸農司，以陳邃、崔斌等八人為使。至元七年，立司農司，以左丞張文謙為卿。司農司之設，專掌農桑水利。仍分佈勸農官及知水利者，巡行郡邑，察舉勤惰。所在牧民長官提點農事，歲終第其成否，轉申司農司及戶部，秩滿之日，注于解由，戶部照之，以為殿最。又命提刑按察司加體察焉。其法可謂至矣。
是年，又頒農桑之制一十四條，條多不能盡載，載其所可法者：縣邑所屬村疃，凡五十家立一社，擇高年曉農事者一人為之長。增至百家者，別設長一員。不及五十家者，與近村合為一社。地遠人稀，不能相合，各自為社者聽。其合為社者，仍擇數村之中，立社長官司長以教督農民為事。凡種田者，立牌橛于田側，書某社某人于其上，社長以時點視勸誡。不率教者，籍其姓名，以授提點官責之。其有不敬父兄及凶惡者，亦然。仍大書其所犯于門，俟其改過自新乃毀，如終歲不改，罰其代充本社夫役。社中有疾病凶喪之家不能耕種者，眾為合力助之。一社之中災病多者，兩社助之。凡為長者，復其身，郡縣官不得以社長與科差事。農桑之術，以備旱為先。凡河渠之利，委本處正官一員，以時浚治。或民力不足者，提舉河渠官相其輕重，官為導之。地高水不能上者，命造水車。貧不能造者，官具材木給之。俟秋成之後，驗使水之家，俾均輸其直。田無水者鑿井，井深不能得水者，聽種區田。其有水田者，不必區種。仍以區田之法，散諸農民。種植之制，每丁歲種桑棗二十株。土性不宜者，聽種榆柳等，其數亦如之。種雜果者，每丁十株，皆以生成為數，願多種者聽。其無地及有疾者不與。所在官司申報不實者，罪之。仍令各社布種苜蓿，以防饑年。近水之家，又許鑿池養魚並鵝鴨之數，及種蒔蓮藕、鷄頭、菱角、蒲葦等，以助衣食。凡荒閒之地，悉以付民，先給貧者，次及余戶。每年十月，令州縣正官一員，巡視境內，有蟲蝗遺子之地，多方設法除之。其用心周悉若此，亦仁矣哉！
九年，命勸農官舉察勤惰。於是高唐州官以勤升秩，河南陝縣尹王仔以惰降職。自是每歲申明其制。十年，令探馬赤隨處入社，與編民等。二十五年，立行大司農司及營田司于江南。二十八年，頒農桑雜令。是年，又以江南長吏勸課擾民，罷其親行之制，命止移文諭之。二十九年，以勸農司併入各道肅政廉訪司，增僉事二員，兼察農事。是年八月，又命提調農桑官帳冊有差者，驗數罰俸。故終世祖之世，家給人足。天下為戶凡一千一百六十三萬三千二百八十一，為口凡五千三百六十五萬四千三百三十七，此其敦本之明效可睹也已。
成宗大德元年，罷妨農之役。十一年，申擾農之禁，力田者有賞，遊惰者有罰，縱畜牧損禾稼桑棗者，責其償而後罪之。由是大德之治，幾于至元。然旱霖雨之災迭見，饑毀薦臻，民之流移失業者亦已多矣。
武宗至大二年，淮西廉訪僉事苗好謙獻種蒔之法。其說分農民為三等，上戶地一十畝，中戶五畝，下戶二畝或一畝，皆築垣牆圍之，以時收採桑椹，依法種植。武宗善而行之。其法出《齊民要術》等書，茲不備錄。三年，申命大司農總挈天下農政，修明勸課之令，除牧養之地，其餘聽民秋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