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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五，奏裁條目繁多，致淹刑禁，亦宜刪定。
詔付編敕所詳議立法。
初，韓絳嘗請用肉刑，曾布覆上議曰：「無王之制刑罰，未嘗不本於仁，然而有斷肢體、刻肌膚以至于殺戮，非得已也。蓋人之有罪，贖刑不足以懲之，故不得已而加之以墨、劓、剕、宮、大闢，然審適輕重，則又有流宥之法。至漢文帝除肉刑而定笞箠之令，後世因之以為律。大闢之次，處以流刑，代墨、劓、剕、宮，不惟非先王流宥之意，而又失輕重之差。古者鄉田同井，人皆安土重遷。流之遠方，無所資給，徒隷困辱，以至終身。近世之民，輕去鄉井，轉徙四方，固不為患，而居作一年，即聽附籍，比于古亦輕矣。況折杖之法，于古為鞭撲之刑，刑輕不能止惡，故犯法日益眾，其終必至于殺戮，是欲輕而反重也。今大闢之目至多，取其情可貸者，處之以肉刑，則人之獲生者必眾。若軍士亡去應斬，賊盜臓滿應絞，則刖其足；犯良人于法應死，而情輕者處以宮刑。至于劓、墨，則用刺配之法。降此而後為流、徒、杖、笞之罪，則制刑有差等矣。」議既上，帝問可否于執政，王安石、馮京互有論辨，迄不果行。樞密使文彥博亦上言：「唐末、五代，用重典以救時弊，故法律之外，徒、流或加至于死。國家承平百年，當用中典，然猶因循有重於舊律者，若偽造官文書，律止流二千里，今斷從絞。近凡偽造印記，再犯不至死者，亦從絞坐。夫持杖強盜，本法重於造印，今造印再犯者死，而強盜再犯臓不滿五匹者不死，則用刑甚異於律文矣。請檢詳刑名重於舊律者，以敕律參考，裁定其當。」詔送編敕所。
又詔審刑院、大理寺議重臓並滿輕臓法。審刑院言：「所犯各異之臓，不待罪等而累並，則于律義難通，宜如故事。」而大理寺言：「律稱，以臓致罪，頻犯者並累科；若罪犯不等者，即以重臓並滿輕臓各倍論；累並不加重者止從重。蓋律意以頻犯臓者，不可用二罪以上之法，故令累科；為非一犯，故令倍論。此從寬之一也。然六臓輕重不等，若犯二臓以上者，不可累輕以從重，故令並重滿輕滿輕。此從寬之二也。若以重並輕後加重，則止從一重，蓋為進則改從于輕法，退亦不至于容奸。而《疏議》假設之法，適皆罪等者，蓋一時命文耳。若罪等者盡數累並，不等者止科一臓，則恐知法者足以為奸，不知者但系臨時幸與不幸，非律之本意也。」帝是大理議，行之。八年，洪州民有犯徒而斷杖者，其餘罪會恩免，官吏失出，當劾。中書堂後官劉袞駁議，以謂「律因罪人，以致罪，罪人遇恩者，準罪人原法。洪州官吏當原。「又請自令官司出入人罪，皆用此令。而審刑院、大理寺以謂：「失入人罪，乃官司誤致罪於人，難用此令。其失出者，宜如袞議。」
無豐三年，周清言：「審刑院、刑部奏斷妻謀殺案問自首，變從故殺法，舉輕明重，斷入惡逆斬刑。竊詳律意，妻謀殺夫，已殺，合入惡逆，以按問自首，變從故殺法，宜用妻毆夫死法定罪。且十惡條，謀與故鬥殺夫，方入惡逆，若謀而未殺，止當不睦。既用舉輕明重，宜從謀而未殺法，依敕當決重杖處死，恐不可入惡逆斬刑。」下審刑院、刑部參詳，如清議。
邵武軍奏讞，婦與人奸，謀殺其夫，已而夫醉歸，奸者自殺之。法寺當婦謀殺為從，而刑部郎中杜紘議婦罪應死。又興元府奏讞，梁懷吉往視出妻之病，因寄粟，其子輒取食之，懷吉毆其子死。法寺以盜粟論，而當懷吉雜犯死罪，引赦原。而紘議出妻受寄粟，而其子輒費用，不入捕法。議既上，御史台論紘議不當，詔罰金，仍展年磨勘。而侍郎崔台符以下三人無所可否，亦罰金。
八年，尚書省言：「諸獲盜，有已經殺人，及元犯強姦、強盜貸命斷配之人，再犯捕獲，有司例用知人欲告、或按問自首減免法。且律文自首減等斷遣者，為其情非巨蠹，有改過自新之心。至于奸、盜，與余犯不同，難以例減。請強盜已殺人，並強姦或元犯強盜貸命，若持杖三人以上，知人欲告、按問欲舉而自首，及因人首告應減者，並不在減等例。」初，王安石與司馬光爭議按問自首法，卒從安石議。至是，光為相，復申前議改焉。乃詔：「強盜按問欲舉自首者，不用減等。」既而給事中范純仁言：「熙寧按問欲舉條並得原減，以容奸太多，元豐八年，別立條制。竊詳已殺人、強姦，于法自不當首，不應更用按問減等。至于貸命及持杖強盜，亦不減等，深為太重。按《嘉祐編敕》：‘應犯罪之人，因疑被執，臓證未明，或徒黨就擒，未被指說，但詰問便承，皆從律按問欲舉首減之科。若已經詰問，隱拒本罪，不在首減之例。’此敕當理，當時用之，天下號為刑平。請于法不首者，自不得原減，其餘取《嘉祐編敕》定斷，則用法當情，上以廣好生之德，下則無一夫不獲之冤。」從之。
又詔：「諸州鞫訊強盜，情理無可憫，刑名無疑慮，而輒奏請，許刑部舉駁，重行朝典，無得用例破條。」從司馬光之請也。光又上言：「殺人不死，傷人不刑，堯、舜不能以致治。刑部奏鈔兗、懷、耀三州之民有鬥殺者，皆當論死，乃妄作情理可憫奏裁，刑部即引舊例貸之。凡律、令、敕、式或不盡載，則有司引例以決。今鬥殺當死，自有正條，而刑部承例免死決配，是鬥殺條律無所用也。請自今諸州所奏大闢，情理無可憫，刑名無可疑，令刑部還之，使依法處斷。若實有可憫、疑慮，即令刑部具其實于奏鈔，先擬處斷，門下省審覆。如或不當，及用例破條，即駁奏取旨勘之。」
元祐元年，純仁又言：「前歲四方奏讞，大闢凡二百六十四，死者止二十五人，所活垂及九分。自去年改法，至今未及百日，所奏按凡一百五十四，死者乃五十七人，所活才及六分已上。臣固知未改法前全活數多，其間必有曲貸，然猶不失‘罪疑惟輕’之仁；自改法後，所活數少，其間必有濫刑，則深虧‘寧失不經’之義。請自今四方奏大闢按，並令刑部、大理寺再行審覆，略具所犯及元奏因依，令執政取旨裁斷，或所奏不當，亦原其罪。如此則無冤濫之獄。」
又因尚書省言，遠方奏讞，待報淹系，始令川、廣、福建、荊南路罪人，情輕法重當奏斷者，申安撫或鈐轄司酌情決斷乃奏。門下侍郎韓維言：「天下奏按，必斷于大理，詳議于刑部，然後上之中書，決之人主。近歲有司但因州郡所請，依違其言，即上中書，貼例取旨，故四方奏讞日多於前。慾望刑清事省，難矣。自今大理寺受天下奏按，其有刑名疑慮、情理可憫，須具情法輕重條律，或指所斷之法，刑部詳審，次第上之。」詔刑部立法以聞。
崇寧五年，詔：「民以罪麗法，情有重輕，則法有增損。故情重法輕，情輕法重，舊有取旨之令。今有司惟情重法輕則請加罪，而法重情輕則不奏減，是樂於罪人，而難於用恕，非所以為欽恤也。自今宜遵舊法取旨，使情法輕重各適其中，否則以違制論。」宣和六年，臣僚言：「元豐舊法，有情輕法重，情重法輕，若入大闢，刑名疑慮，並許奏裁。比來諸路以大闢疑獄決於朝廷者，大理寺類以‘不當’劾之。夫情理巨蠹，罪狀明白，奏裁以幸寬貸，固在所戒；然有疑而難決者，一切劾之，則官吏莫不便文自營。臣恐天下無復以疑獄奏矣。願詔大理寺並依元豐法。」從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