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隆興元年，臣僚言州縣營田之實，其說有十，曰：擇官必審，募人必廣，穿渠必深，鄉亭必修，器用必備，田處必利，食用必充，耕具必足，定稅必輕，賞罰必行。且欲立賞格以募人，及住廣西馬綱三年以市牛。會有訴襄陽屯田之擾者，上欲罷之。工部尚書張闡言：「今日荊襄屯田之害，以其無耕田之民而課之遊民，游民不足而強之百姓，於是百姓捨己熟田而耕官生田，或遠數百里征呼以來，或名雙丁而役其強壯，老稚無養，一方騷然，罷之誠是也。然自去歲以來，置耕牛農器，修長、木二渠，費已十餘萬，一旦舉而棄之，則荊襄之地終不可耕也。比見兩淮歸正之民，動以萬計，官不能續食，則老弱饑死，強者轉而之他。若使之就耕荊襄之田，非惟可免流離，抑使中原之民聞之，知朝廷有以處我，率皆襁負而至矣。異時墾闢既廣，取其餘以輸官，實為兩便。」詔除見耕者依舊，余令虞允文同王珏措置。二年，江、淮都督府參贊陳俊卿言：「欲以不披帶人，擇官荒田，標旗立砦，多買牛犁，縱耕其中，官不收租，人自樂從。數年之後，墾田必多，谷必賤。所在有屯，則村落無盜賊之憂；軍食既足，則饋餉無轉運之勞。此誠經久守淮之策。」詔從之。
乾道五年三月，四川宣撫使鄭剛中撥軍耕種，以歲收租米對減成都路對糴米一十二萬石贍軍。然兵民雜處村疃，為擾百端；又數百里外差民保甲教耕，有二、三年不代者，民甚苦之。知興元府晁公武欲以三年所收最高一年為額，等第均數召佃，放兵及保甲以護邊。從之。八月，詔鎮江都統司及武鋒軍三處屯田兵並拘收入隊教閲。六年，罷和、揚州屯田。八年，復罷廬州兵屯田。
淳熙十年，鄂州、江陵府駐紮副都統制郭杲言：「襄陽屯田，興置二十餘年，未能大有益於邊計。非田之不良，蓋人力有所未至。今邊陲無事，正宜修舉，為實邊之計。本司有荒熟田七百五十頃，乞降錢三萬緡，收買耕牛農具，便可施功。如將來更有餘力，可括荒田接續開墾。」從之。
紹熙元年，知和州劉煒以剩田募民充萬弩手分耕。嘉定七年，以京西屯田募人耕種。十三年，四川宣撫安丙、總領任處厚言：「紹興十五年，諸州共墾田二千六百五十餘頃，夏秋輸租米一十四萬一千餘石，餉所屯將兵，罷民和糴，為利可謂博矣。乾道四年以後，屯兵歸軍教閲，而營田付諸州募佃，遂致租利陷失，驕將豪民乘時佔據，其弊不可概舉。今豪強移徙，田土荒閒，正當拘種之秋，合自總領所與宣撫司措置。其逃絶之田，關內外亦多有之，為數不貲，其利不在營田之下，乞並括之。」初，玠守蜀，以軍儲不繼，治褒城堰為屯田，民不以為便。因漕臣郭大中言，約中其數，使民自耕。民皆歸業，而歲入多於屯田。
端平元年八月，以臣僚言，屯五萬人于淮之南北，且田且守，置屯田判官一員經紀其事，暇則教以騎射。初弛田租三年，又三年則取其半。十月，知大寧監邵潛言：「昔鄭剛中嘗于蜀之關隘雜兵民屯田，歲收粟二十餘萬石。是後屯田之利既廢，糧運之費益增，宜詔帥臣縱兵民耕之，所收之粟計直以償之，則總所無轉輸之苦，邊關有儲峙之豐，戰有餘勇，守有餘備矣。」從之。
嘉熙四年，令流民于邊江七十里內分田以耕，遇警則用以守江；于邊城三、五十里內亦分田以耕，遇警則用以守城；在砦者則耕四野之田，而用以守砦。田在官者免其租，在民者以所收十之一二歸其主，俟三年事定則各還元業。
咸淳三年，詔曰：「淮、蜀、湖、襄之民所種屯田，既困重額，又困苛取，流離之餘，口體不充，及遇水旱，收租不及，而催輸急於星火，民何以堪！其日前舊欠併除之，復催者以違制論。」
常平、義倉，漢、隋利民之良法，常平以平谷價，義倉以備凶災。周顯德中，又置惠民倉，以雜配錢分數折粟貯之，歲歉，減價出以惠民。宋兼存其法焉。
太祖承五季之亂，海內多事，義倉浸廢。乾德初，詔諸州于各縣置義倉，歲輸二稅，石別收一斗。民饑欲貸充種食者，縣具籍申州，州長吏即計口貸訖，然後奏聞。其後以輸送煩勞，罷之。淳化三年，京畿大穰，分遣使臣于四城門置場，增價以糴，虛近倉貯之，命曰常平，歲饑即下其直予民。
咸平中，庫部員外郎成肅請福建增置惠民倉，因詔諸路申淳化惠民之制。景德三年，言事者請于京東西、河北、河東、陝西、江南、淮南、兩浙皆立常平倉，計戶口多寡，量留上供錢自二三千貫至一二萬貫，令轉運使每州擇清干官主之，領于司農寺，三司無輒移用。歲夏秋視市價量增以糴，糶減價亦如之，所減不得過本錢。而沿邊州郡不置。詔三司集議，請如所奏。於是增置司農官吏，創廨舍，藏籍帳，度支別置常平案。大率萬戶歲糴萬石，戶雖多，止五萬石。三年以上不糶，即回充糧廩，易以新粟。災傷州郡糴粟，鬥毋過百錢。後又詔當職官于元約數外增糴及一倍已上者，並與理為勞績。天禧四年，荊湖、川峽、廣南皆增置常平倉。五年，諸路總糴數十八萬三千餘斛，糶二十四萬三千餘斛。
景祐中，淮南轉運副使吳遵路言：「本路丁口百五十萬，而常平錢粟才四十餘萬，歲饑不足以救恤。願自經畫增為二百萬，他毋得移用。」許之。後又詔：天下常平錢粟，三司轉運司皆毋得移用。不數年間，常平積有餘而兵食不足，乃命司農寺出常平錢百萬緡助三司給軍費。久之，移用數多，而蓄藏無幾矣。
自景祐初畿內饑，詔出常平粟貸中下戶，戶一斛。慶歷中，發京西常平粟振貧民，而聚斂者或增舊價糴粟，欲以市恩；皇祐三年，詔誡之。淮南、兩浙體量安撫陳升之等言：「災傷州軍乞糴常平倉粟，令于元價上量添十文、十五文，殊非恤民之意。」乃詔止於元糴價出糶。五年，詔曰：「比者湖北歲儉，發常平以濟饑者，如聞司農寺復督取，豈朝廷振恤意哉？其悉除之。」
明道二年，詔議復義倉，不果。景祐中，集賢校理王琪請復置：「令五等已上戶，隨夏秋二稅，二斗別輸一升，水旱減稅則免輸。州縣擇便地置倉貯之，領于轉運使。計以一中郡正稅歲入十萬石，則義倉可得五千石，推而廣之，則利博矣。明道中，饑歉，國家欲盡貸饑民則軍食不足，故民有流轉之患。是時，兼併之家出粟數千石則補吏，是豈以官爵為輕歟？特愛民濟物，不獲已為之爾。且兼併之家占田常廣，則義倉所入常多；中下之家占田常狹，則義倉所入常少。及水旱振濟，則兼併之家未必待此而濟，中下之民實先受其賜矣。」事下有司會議，議者異同而止。慶歷初，琪覆上其議，仁宗納之，命天下立義倉，詔上三等戶輸粟，已而復罷。
其後賈黯又言：「今天下無事，年谷豐熟，民人安樂，父子相保。一遇水旱，則流離死亡，捐棄道路，發倉廩振之則糧不給，課粟富人則力不贍，轉輸千里則不及事，移民就粟則遠近交困。朝廷之臣，郡縣之吏，倉卒不知所出，則民饑而死者過半矣。願放隋制立民社義倉，詔天下州軍遇年谷豐登，立法勸課蓄積，以備凶災。此所謂‘樂歲粒米狼戾，多取之而不為虐’者也，況取之以為民耶？」下其說諸路以度可否，以為可行才四路，余或謂賦稅之外兩重供輸，或謂恐招盜賊，或謂已有常平足以振給，或謂置倉煩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