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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平初，遷鄴草創，右仆射高隆之、吏部尚書元世俊奏曰：「南京宮殿，毀撤送都，連筏竟河，首尾大至，自非賢明一人，專委受納，則恐材木耗損，有關經構。耀清直素著，有稱一時，臣等輒舉為大將。」詔從之。耀勤於其事，尋轉營構左都將。興和初，加衛大將軍。宮殿成，除東徐州刺史。卒於州，贈司空公，謚曰懿。
劉道斌，武邑灌津人也。有器干，腰帶十圍，鬚髯甚美。初拜校書郎，轉主書，頗為孝文所知。從征南陽，還，加積射將軍、給事中。帝謂黃門郎邢巒曰：「道斌是行，便異儕流矣。」宣武即位，遷謁者仆射。後歷恆農太守、岐州刺史，所在有清貞稱。卒於州，謚曰康。道斌在恆農，修立學館，建孔子廟堂，圖畫形像。去郡後，故吏追思之，復立道斌形于孔像之西而拜謁焉。
董紹，字興遠，新蔡鮦陽人也。少好學，頗有文義。起家四門博士，累遷兼中書舍人，為宣武所賞。豫州城人白早生以城南叛，詔紹慰勞，為賊鎖禁送江東。梁領軍呂僧珍暫與紹言，便相器重。梁武聞之，使勞紹云：「忠臣孝子不可無之，今當聽卿還國。」紹曰：「老母在洛，無複方寸，既奉恩貸，實若更生。」乃引見之，謂曰：「戰爭多年，人物塗炭，是以不恥先言，欲與魏朝通好，卿宜備申此意。若欲通好，今以宿豫還彼，彼當以漢中見歸。」及紹還，雖陳說和計，朝廷不許。後除洛州刺史。紹好行小惠，頗得人情。蕭寶夤反于長安，紹上書求擊之，云：「臣當出瞎巴三千，生啖蜀子。」孝明謂黃門徐紇曰：「此巴真瞎也？」紇答：「此紹之壯辭，雲巴人勁勇，見敵無所畏，非實瞎也。」帝大笑，敕紹速行。以拒寶夤功，賞新蔡縣男。爾硃天光為關右大行台，啟為大行台從事，兼吏部尚書。天光敗，賀拔岳復請紹為其開府諮議參軍。岳後攜紹于高平牧馬，紹悲而賦詩曰：「走馬山之阿，馬渴飲黃河。寧謂胡關下，復聞楚客歌！」岳死，周文帝亦重之。及孝武西遷，除御史中丞，非其好也。鬱鬱不得志，或行戲街衢，或與少年游聚，不自拘持，頗類失性。孝武崩，周文與百官推奉文帝，上表勸進，令呂思禮、薛憕作表，前後再奏，帝尚執謙沖不許。周文曰：「為文能動至尊，唯董公耳！」乃命紹為第三表，操筆便成。表奏，周文曰：「開進人意，不當如此也？」及登祚，方任用之，而紹議論朝廷，賜死。孫嗣。
馮元興，字子盛，東魏郡肥鄉人也。少有操尚。舉秀才，中尉王顯召為檢校御史，遷殿中御史。司徒江陽王繼召為記室參軍，遂為元叉所知。叉執朝政，引為尚書殿中郎，領中書舍人，仍御史，預聞時事。卑身克己，人無恨焉。家素貧約，食客恆數十人，同其饑飽，時人嘆尚之。太保崔光臨薨，薦元興為侍讀，尚書賈思伯為侍講，授孝明《杜氏春秋》。元興常為擿句，儒者榮之。叉既賜死，元興亦被廢。乃為《浮萍詩》以自喻曰：「有草生碧池，無根水上蕩，脆弱惡風波，危微苦驚浪。」普泰初，為光祿大夫，領中書舍人。太昌初，卒於家，贈齊州刺史。元興世寒，因元叉之勢，托其交道，相用為州主簿，論者以為非倫。
時有濟郡曹昂，有學識，舉秀才。永安中，除太學博士，兼尚書郎。常徒步上省，以示清貧，忽遇盜，大失綾縑，時人鄙其矯詐。
論曰：孫紹關左之士，又能指論時務。張普惠明達典故，強直從官，侃然不撓，其有王臣之風矣。成淹、范紹、劉桃符、鹿悆、張耀、劉道斌、董紹、馮元興等，身遭際會，俱得效其所能，苟曰非才，亦何能致于此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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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傳第三十五
袁翻弟躍 躍子聿脩 陽尼從孫固 固子休之 固從 兄藻藻子斐固從弟元景 賈思伯 祖瑩子珽
袁翻，字景翔，陳郡項人也。父宣，為宋青州刺史沈文秀府主簿，隨文秀入魏。而大將軍劉昶言是其外祖淑近親，令與其府諮議參軍袁濟為宗。宣時孤寒，甚相依附。及翻兄弟官顯，與濟子洸、演遂各陵競，洸等乃經公府，以相排斥。翻少入東觀，為徐紇所薦，李彪引兼著作佐郎，參史事。後拜尚書殿中郎。正始初，詔尚書門下于金墉中書外省考論律令，翻與門下錄事常景、孫紹、廷尉監張彪、律博士侯堅固、書侍御史高綽、前將軍邢苗、奉車都尉程靈虯、羽林監王元龜、尚書郎祖瑩、宋世景、員外郎李琰之、太樂令公孫崇等並在議限。又詔太師彭城王勰、司州牧高陽王雍、中書監京兆王愉、青州刺史劉芳、左衛將軍元麗、兼將作大匠李韶、國子祭酒鄭道昭、廷尉少卿王顯等入豫其事。後除豫州中正。
是時，修明堂闢雍，翻議曰：
謹按明堂之義，今古諸儒論之備矣。蓋唐、虞以上，事難該悉；夏、殷以降，校可知之。按《周官考工》所記，皆記其時事，具論夏、殷名制，豈其糹比繆？是知明堂五室，三代同焉，配帝像行，義則明矣。及《淮南》、《呂氏》與《月令》同文，雖布政班時，有堂個之別，然推其體，則無九室之證。
既而正義殘隱，妄說斐然。明堂九室，著自《戴禮》，探緒求源，罔知所出，而漢氏因之，自欲為一代之法。故鄭玄云：「周人明堂五室，是帝一室也，合于五行之數。《周禮》依數，以為之室。」本制著存，是周五室也。于今不同，是漢異周也。漢為九室，略可知矣。但就其此制，猶有懵焉。何者？張衡《東京賦》云：「乃營三宮，布教班常，復廟重屋，八達九房。」此乃明堂之文也。而薛綜註云：「房，室也。謂堂後有九室。」堂後有九室之制，非巨異乎。裴頠又云：「漢氏作四維之個，不能令各據其辰，就使其像可圖，莫能通其居用之禮，此為設虛器也。」甚知漢世徒欲削滅周典，捐棄舊章，改物創製，故不復拘于載籍。且鄭玄之詁訓《三禮》及釋《五經》異義，並盡思窮神，不墜周公之舊法也。伯喈損益漢制，章句繁雜，既違古背新，又不能易玄之妙矣。魏、晉書紀，亦有明堂祀五帝之文，而不記其經始之制，雙無坦然可準。觀夫今之基趾，猶或彷彿，高卑廣狹，頗與《戴禮》不同，何得以意抑心，便謂九室可明？且三雍異所，復乖盧、蔡之義，進退無據，何用經通？晉朝亦以鑽鑿難明，故有一屋之論，並非經典正義，皆以意妄作，茲為不典。學家常談，不足以范時軌世。皇代既乘乾統歷，得一禦宸，自宜稽古則天，憲章文武，追蹤周孔，述而不作。豈容虛追子氏放篇之浮說，徒損經紀雅誥之遺訓，而欲以支離橫義，指畫妄圖，儀刑宇宙而貽來葉者也？
又北京制置，求皆允怗，繕修草創，以意良多。事移化變，存者無幾，理苟宜革，何必仍舊。且遷都之始，日不遑給，先朝規度，每事循古，是以數年之中，悛換非一，良以永法為難，數改為易。何為宮室府庫多因故跡，而明堂闢雍獨遵此制？建立之辰，復未可知矣。既猥班訪逮，輒輕率瞽言，明堂五室，請同周制，郊建三雍，求依故所，庶有會經誥，無失典刑。
後議選邊戍事，翻議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