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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娜·卡列尼娜 上 - 3 / 1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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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列文也是深刻矛盾的人物。他鄙視彼得堡的宮廷貴族,卻以出身世襲貴族而自豪;他不滿于上流社會的荒淫和虛偽,卻認為奢侈是貴族的本分;他反對以農奴制的「棍子」壓制農民,卻又嚮往于貴族的古風舊習;他厭惡資本主義並否定資本主義在俄國發展的必然性,但他自己的農業經營顯然是資本主義方式;他斷言資產階級所得的是「不義之財」,而自己卻和勞動者進行「殘酷的」鬥爭。這些正是這位「有心靈」、有道德感情的貴族在歷史轉折時期而背對歷史發展所必然產生的思想矛盾。

與安娜不同,列文可以說是獲得了真正的愛情和家庭的幸福。然而,良心的痛苦在折磨着他,在自己富裕同人民貧困對比下,他深深抱有負罪感。只是他不同於一般的懺悔貴族,他積極探索同人民接近的道路,並探索通過「不流血的革命」以達到與農民合作、共同富裕的道路。這種歷史唯心主義的幻想在殘酷的現實面前破滅了。他轉而懷疑自己生存的意義,從社會經濟的探索轉向思想和道德的探索,要在各種哲學和宗教中尋求答案,卻毫無所獲。失望之餘,他甚至要以自殺來解脫,最後從宗法制農民那裡得到啟示:要「為靈魂而活着」。他的不安的心靈似乎得到了歸宿,但這歸宿純然是空想,無助于實際矛盾的解決,只不過是心靈悲劇的麻醉劑罷了。清醒的現實主義使作者在這裡把小說煞住。如果情節再朝前進展,人物會從麻醉中甦醒過來,心靈的悲劇必定照舊在他面前展開。

與這兩位主人公相聯繫的、亦即在他們這兩條線索上的一些次要的人物,是伴隨着他們出場並圍繞他們而活動的。與安娜—卡列寧和安娜—弗龍斯基相聯繫的,主要是彼得堡上流社會的三個圈子和軍界的某些貴族;與列文相聯繫的,主要是外省貴族、地主、農民以及個別商人。一般說來,安娜這條線索上的人物大多涉及道德倫理問題,列文這條線索上的人物大多涉及社會經濟問題。當然,兩者間有時也相互交叉。這些人物決不僅是兩位主人公的陪襯或對照物,而且常常居于前景,在情節中佔有相當重要的位置。正是賴有他們,作品才得以超出家庭關係的範圍,突破家庭小說的框架,成為作者所說的「內容廣泛的、自由的小說」,從而成為廣泛反映俄國十九世紀六七十年代社會生活的史詩性傑作。

就藝術來說,《安娜·卡列寧娜》確實令人歎為觀止。它的融合無間、互相呼應的兩條線索的結構,繼《戰爭與和平》之後,又一次成為「背離歐洲形式」、找到「新的框架」的不世之作。再則這部小說的每一場面、每一插曲、每一畫面,一般不只是「背景」或偶然的「佈景」,而是整體的有機部分,這也顯示出結構的嚴密性和完整性。

書中的人物性格,大都于典型性中見個性。但這麼說未免簡單了些。不僅奧布隆斯基、弗龍斯基、卡列寧等形象豐滿、鮮明、生動,呼之慾出,就連寥寥幾筆畫成的插曲式人物,如一系列貴族、地主,彼得堡社交界的婦女,無不各具特色,歷歷在目;更不用說複雜、矛盾而又完整的安娜了。安娜這個形象在世界文學中,即使不說無與倫比,恐怕也罕有疇匹。這些人物雖是精雕細琢,但不像工筆畫那樣帶有匠氣。作者使用「積累的方法」,並非機械地憑藉一次又一次的敘述,而是通過直接觀察者的眼光或感受來描寫。例如安娜,她先後在達裡婭、弗龍斯基、基蒂、卡列寧、列文以及米哈伊羅夫等人心目中,分別呈現自己的一個側面,正是這些不同的側面「積累」成一個立體的、以至多角度的形象。同時,這些直接觀察者由主觀的不同的角度看到的不同側面,何者符合真實,由於作者不置一詞,給讀者留下廣闊想象的餘地,又給這個形象蒙上了一層迷霧,客觀上增添了它的複雜性。托爾斯泰還從進展中刻畫性格。不過,奧布隆斯基和列文等是固有品質的逐漸展示,安娜和弗龍斯基的性格則是發展和變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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