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給達朗貝的信》取得了很大的成功。我所有的作品都取得了很大的成功，但是這次的成功卻比較於我有利。它使社會大眾都知道霍爾巴哈小集團散佈的那些謡言是絶對靠不住的。當我住到退隱廬的時候，霍爾巴哈小集團就以其慣常的自滿態度預言我在退隱廬待不了三個月。當他們看到我竟待了二十個月，而且被迫搬出之後，還是定居在鄉間，他們就肯定說我純粹是出於執拗，說我實際上在隱居生活中悶得要死，不過驕傲成性，寧願吃執拗的虧，悶死在鄉間，也不願表示反悔，回到巴黎來。《給達朗貝的信》裡洋溢着一種溫和氣味，誰也感到不是偽裝出來的。如果我真是在隱居生活中懷着滿腹牢騷的話，我的筆調總會受到感染的。我在巴黎寫的作品都是滿篇牢騷，而我到鄉間後寫出的第一篇作品就不是這樣了。對於有觀察能力的人來說，這一點是有決定意義的。大家都看到，我到了鄉下，真是如魚得水。

然而，也就是這篇作品，儘管它充滿了溫和氣味，也還由於我一貫的笨拙和倒霉，又給自己在文壇上添了一個新的敵人。我早就在彼普利尼埃爾先生家裡認識了馬蒙泰爾，後來這份交情又在男爵家裡維持下去了。馬蒙泰爾當時是《法蘭西信使》雜誌的主編。因為我一向高傲，不願把我的作品送給期刊的撰稿者，又因為我這次偏要把我這篇作品贈送給他，卻又不要他認為我是把他視為期刊撰稿人，更不要他在《信使》雜誌上談到這篇作品，所以我在送他的那份上寫着，不是送給《信使》雜誌的主編，而是送給馬蒙泰爾先生。我以為我把他恭維得很妙，他卻以為我把他侮辱得很苦，就成了我的不可調和的仇敵了。他寫了一篇文章反對我那篇長信，寫得很有禮貌，但是怨怒之氣也很容易感覺出來，並且從此以後，他就不放過任何機會在社會上損害我，在他的作品裡間接攻擊我。由此可見，文人的那種易受刺激的自尊心是多麼難於應付，由此也可見，你恭維他們的時候應該如何小心翼翼，千萬不要說出稍微帶有模棱兩可意思的字眼。

我從各方面都安定下來了，便利用空閒的時間和當時的獨立生活來比較有秩序地重理我的作品。這年冬天我把《朱麗》完成了，並把它寄給了雷伊，他第二年就把它印了出來。然而這個工作還被一個小小的、然而相當不愉快的插曲中斷了一次。我聽說歌劇院正準備把《鄉村卜師》重新上演。我看到那班人竟目中無人地支配我的財產，氣憤極了，便把以前寄給達讓森先生而沒有得到答覆的那份備忘錄再拿出來，修改了一下之後，就請日內瓦代辦賽隆先生把它交給接替達讓森先生主管歌劇院的聖·佛羅蘭丹伯爵先生，還附了一封信，也是由賽隆先生代交的。聖·佛羅蘭丹先生答應回我的信，但卻一直沒有下文。我把我所做的事通知了杜克洛，杜克洛就跟「小小提琴手」們讀了，「小小提琴手」們沒有答應把我的歌劇還給我，卻答應把免費入場券還給我，而這時免費入場券對我已經是毫無用處了。我看我從哪一方面都休想得到公平的對待，便把這事撇到了一邊；而歌劇院的主管部門對我所提的理由既不肯答覆，又不肯傾聽，一直就繼續利用《鄉村卜師》謀利，就跟利用自己的財產一樣，而實際上這部歌劇是不容置辯地只屬於我一人的。

自從我擺脫了那些暴君的桎梏後，就過着相當平靜而愉快的生活；我固然嘗不到那些太強烈的依戀之情的妙趣，但是也就解脫了這些依戀之情的枷鎖。我的那些充當保護人的朋友拚命要支配我的命運，不由分說地要把我置於他們的所謂恩惠的奴役之下，真叫我厭惡透了，我決計從此只要以善意相待的交情，這種交情並不妨礙自由，卻構成人生的樂趣，同時有平等精神作為基礎。象這樣的交情，我當時是很多的，足以使我嘗到相互交往的甜美滋味，而又不感到受人支配之苦；我一嘗到這種生活的滋味，便立刻感到它確實適合我這樣的年齡，可以使我在寧靜中度過餘生，遠離不久前使我險遭沒頂的風暴、爭吵和煩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