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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項工作，性質大致相同，但計劃訂得比較晚，它是此刻最使我關懷的，這就是聖皮埃爾神父著作的摘選。由於敘事的線索，這部書我直到現在還沒有談到。在我從日內瓦回來以後，馬布利神父就向我提起這件事，不是直接提起，而是通過杜賓夫人，因為杜賓夫人也出於某種利害關係，希望我接受這個意見。她是巴黎那三、四個曾拿老聖皮埃爾神父當作寵兒的美婦人之一；雖然她不是獨占對神父的偏愛，至少是和文基榮夫人一同分享這種偏愛的。這位善良的老人死後，她對他保有的那種敬愛之忱，足以使他們雙方都受到尊敬，因此，如果她看到她的朋友的那些未曾出世即已夭拆的文稿能由她的秘書復活起來，她是會感到光榮的。這些夭折的稿子裡並非沒有許多絶妙的思想，但是表達得太壞了。讀來令人厭倦；說來也怪，聖皮埃爾神父把他的讀者當作孩子看待，而說起話來卻把他們當作大人，太不注意怎樣使人聽懂他所說的話。正因為如此，他們才建議我做這件工作，一則這件工作本身是有益的，再則它很適合于一個勤於動筆而懶于著作的人，適合于一個以構思為苦，寧願就其所好，註疏別人的見解而不願自創新意的人。此外，我既然不讓自己侷限于闡釋的任務，誰也不能禁止我有時也去思考，因而我也就可以賦予這部作品以這樣一種形式：使許多重要的真理披着聖皮埃爾神父的外衣鑽到這個作品裡來，這比披着我自己的外衣還要妙。不過這件工作也並不輕鬆，需要細讀、深思、加以摘錄的，足足有二十三大本之多，又冗長，又混亂，充滿着贅詞、重複、淺薄或錯誤的見解，必須從中搜尋出某些偉大而美妙的思想，而這給了我以忍受這種苦工的勇氣。如果我能反悔而不至有傷臉面的話，我也常想把這份苦差使擺脫掉的；但是當我接受神父的手稿的時候（這些手稿是他的侄兒聖皮埃爾伯爵應聖朗拜爾的請求交給我的），我可以說是應承了要拿它來派用場的，因此，要麼就把稿子還給人家，要麼就得設法加以利用。我把這些手稿帶到退隱廬的時候，就是作這後一種打算的，所以這也就是我準備把空閒時間用上去的第一部作品。
我還思考着第三部作品，是我對自身的觀察使我想起來要寫的；如果我的文筆能配得上我原定的計劃的話，我很有理由希望能寫出一部真正有益於人類的書，甚至可能是對人類最有益的書籍之一；我越這樣想，就越感到有勇氣去着手這個工作。我們都曾注意到，大部分人在他們的生活過程中往往與他們自己不甚相似，彷彿變成了完全不同的人。我並不是為了證明這樣一個顯著的事實而要寫一部書；我有更新穎、甚至更重要的目標，那就是要尋找這些變化的原因，特別注重那些操之在我的原因，以便說明我們應該怎樣控制這些原因，使我們變得更好，更自信。因為，無可置辯，對於一個正派人來說，抵抗一些已經形成的慾念是比較痛苦的，如果他能上溯到這些慾念的根源而就其始生時加以預防、改變或糾正，就不會那麼痛苦了。一個受到誘惑的人，第一次抵抗住了，因為他是堅強的，另一次就屈服了，因為他軟弱了；如果他還是和前次那樣堅強的話，他就不會屈服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