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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章結束時，我必須暫停一下。隨着這一章，我那重重災難之鏈就以最初的環節開始了。 我曾在巴黎最顯貴的兩個人家生活過，雖然我不怎樣善於處世，也免不了在那裡結識幾個人。特別是，在杜賓夫人家裡，我認識了薩克森－哥特邦的儲君和他的保傅屯恩男爵。在拉·波普利尼埃爾先生家裡我又認識了色圭先生，他是屯恩男爵的朋友，由於編印了一部很好的盧梭文集而知名文壇。男爵曾邀色圭先生和我到豐特親－蘇－波瓦去住一兩天，因為儲君在那裡有所房子。我們倆都去了。從范塞納監獄經過的時候，我一見那座城堡，就感到心如刀割，男爵注意到了我臉上的表情。晚飯時，儲君談起狄德羅被拘禁的事，男爵為了引我說話，就怪那被囚者太不謹慎，我立刻為他辯護起來，其態度之激烈倒顯得我太不謹慎了。這種過分的熱心本是一個不幸的朋友引起來的，所以大家也都諒解，把話題岔到別的事情上去了。當時在座的還有兩個德國人，都是隨侍儲君的。一個是克魯卜飛爾先生，富有機智，是儲君的私人牧師，後來頂掉了男爵，成了儲君的保傅；另一個是個青年人，叫格里姆，他暫充儲君的侍讀，等着另找職業，他的服裝寒素就說明他是急需找職業的。就從那天晚上起，克魯卜飛爾和我開始結識了，不久就成了朋友。我跟格里姆君的結識，發展得就不這樣迅速：他不怎麼肯露頭角，絶沒有後來時運亨通時那種目空一切的神氣。第二天午餐時，大家談起了音樂，他談得很好。我聽說他能用鋼琴伴奏，高興極了。飯後，主人叫拿樂譜來，我們就在儲君的鋼琴上演奏起來，搞了一整天。就這樣，開始了我們之間的友誼。這份友誼，對於我，先是那麼甜蜜，後來又是那麼可悲。在這一點上，將來我要大談特談的。
一回到巴黎，我就聽到喜訊說狄德羅已經從城堡裡出來了，可以在范塞納監獄的房屋和園子裡活動，只要不出這個範圍，還准許他接見朋友。我不能立刻奔去看他，心裡多麼難過啊！我因為有些要事，無法擺脫，在杜賓夫人家裡覊留了兩三天，急得和等了三四百年一樣，之後，我就飛奔到我的朋友的懷抱中了。真是難以形容的時刻啊！他當時不是單獨一人，達朗貝和聖堂的司庫和他關在一起。可是我一進門，眼裡看到的就只有他一個人，我一個箭步，一聲大叫，就把臉貼在他的臉上，緊緊把他抱住，只有眼淚和嗚咽，什麼話也沒有了。我激動和快樂得氣都喘不過來了。他掙脫我的臂膊後，第一個動作就是轉頭向那個教士，對他說：「你看，先生，我的朋友是怎樣愛我。」當時我完全沉浸在激動之中，考慮不到這種利用我的激情來作自我表揚的態度，但是從那以後，我有時想到這件事，總覺得如果我處在狄德羅的地位，這絶不會是我能想到的第一個念頭。
我發現他受到坐牢的刺激很大，城堡給他留下了可怕的印象。雖然現在這裡已經相當舒適，還可以在園林裡自由散步，而園林連圍牆都沒有，但是他需要有朋友陪伴，才不至于盡往愁處想。毫無疑問，我是最同情他的苦惱的人，所以我相信，我也是最能使他得到安慰的人。因此，不管事務如何忙碌，我至多隔一天就去看他一次，或者一人去，或者和他的妻子一同前去，跟他一起度過一個下午。
一七四九年的夏天特別熱。從巴黎到范塞納堡足有兩里約。我手頭不寬裕，不能僱馬車，所以我一人去時就步行，下午兩點鐘出發，快快地走，好早點到達。路邊的樹，依當地的風尚，剪得禿禿的，几乎沒有一點蔭涼。我常常又熱又累，走不了路，就躺到地上，動彈不得了。為著走慢一點，我就想了一個辦法，隨身帶一本書。有一天，我帶了一本《法蘭西信使》雜誌，邊走邊讀，忽然看到第戎學院公告次年徵文的一個題目：《科學與藝術的進步是有助于傷風敗俗還是敦風化俗》。
一看到這個題目，我登時就看到了另一個宇宙，自己變成了另一個人。雖然我對得到的印象還記得非常真切，但是詳細情形自從我在致德·馬勒賽爾卜先生的四封信中之一里寫出之後，我就完全忘記了。這是我的記憶力的一個奇特之點，值得說明一下。當我依賴它的時候，它就為我效勞，而一旦把內容付之筆墨，它就拋棄我了。所以一件事一經我寫出，就再也想不起來了。這個特點也體現在音樂裡。在我學習音樂之前，我會背許多歌曲，而當我學會了讀譜唱歌，就一支曲子也記不得了。我懷疑在我最愛的曲子之中，今天是否還能有一支記得完整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