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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周游列國之後就結婚了。他死時很年青，留下了幾個孩子。我深信，並且絶對深信，他的妻子是使他領略愛情之樂的最初的、也是唯一的女人。他外表上象一個西班牙人那樣對待宗教，但是內心裡卻是天使般的虔誠。除我以外，我一生中也只見到他一個人是那麼尊重信仰自由。他從來沒有打聽過任何人在宗教問題上有些什麼想法。他的朋友是猶太人也好，是新教徒也好，是土耳其人也好，是妄信者也好，是無神論者也好，他都不在乎，只要這人是個正派的人。他對無關緊要的意見，又固執，又頑強，可是一談到宗教，甚至一談到道德，他就沉思了，緘默了，或者只說一句：「我只對我自己負責。」真令人難以置信，一個人的靈魂是這樣超逸，而對細節的注意卻又發展到寸步不讓的程度。他把他一天的日程按照幾時幾刻幾分分配着，預先規定用途，嚴格地按時工作，以至于書中的一個句子沒有讀完，時鐘響了，他都會把書立刻合上。他每一段時間都各有用途：思考、談話、日課、讀洛克、祈禱、訪客、搞音樂、搞繪畫，從來沒有因為娛樂、慾念或敷衍別人而攪亂這種秩序，只有急待履行的義務能夠攪亂他一下。當他把他的時間表寫給我看，以便我也照表執行的時候，我先是發笑，最後佩服得流出淚來。他從來不礙別人的事，也不許別人礙他的事；有人出於禮貌而打攪他，他就粗聲厲氣地對待人家。他是急性子，卻從不跟人家鬥氣；我常看見他生氣，卻從來沒見過他發火。他的脾氣再令人愉快不過了：他經得起開玩笑，自己也喜歡開玩笑，甚至戲言說得很漂亮。他有說俏皮話的天才。誰要是激起了他的興緻，他就叫叫嚷嚷，吵吵閙閙，老遠就聽見他的聲音。但是，他一面叫嚷，一面又面帶微笑，在激動中漏出一句半句笑話來使大家為之絶倒。他既沒有西班牙人的膚色，也沒有西班牙人那種所謂粘液質的氣質。他的皮膚白暫，面頰紅潤，頭髮帶慄色而近乎金黃。他身材高大，儀表堂堂。形體的構造正適于寄寓他的靈魂。
這位心靈和頭腦同樣明哲的人是善於知人的，他做了我的朋友，這就說明不是我的朋友的人是怎樣的人了。我們相處得太好了，以至我們定下了計劃，要在一起過一輩子。我準備過幾年就到阿斯可提亞去，和他一道住在他的田莊上。這計劃的細節我們都在他啟程的前夕商量好了。所缺的只是最精密的計劃也免不了的那種不以人們意志為轉移的因素。後來發生的種種事件——我的災難，他的結婚，最後是他的死亡——就把我們永遠分開了。
看來只有壞人的險惡陰謀能夠得逞，好人的善良計劃几乎永遠不會實現。
我已經嘗到寄人籬下的苦處了，便決計不再去冒險嘗試。我已經看到，機緣使我訂定的那許多野心勃勃的計劃一開始就都破產了，而我又被人從開始幹得那麼好的外交生涯中擠了出去，我再也不想回去了，因而我決心不再依靠任何人，要保持我的獨立生活，發揮我的才能。現在我已經開始摸到我有多少才能了，過去我一直把它估計得過低。
我把由於到威尼斯去而中斷的那部歌劇又撿了起來，為了不受打擾，專心致意地工作，我在阿爾蒂納走後就回到我以前居住的聖康坦旅館。這家旅館坐落在僻靜的地段，離盧森堡公園不遠，比起那條熙熙攘攘的聖奧諾雷路來，更能保證我安安靜靜地工作。在那裡，有一個真實的慰藉在等待着我。這是上天使我在苦難生涯中嘗到的唯一慰藉，也只是由於有了這個慰藉，我才能經受得起這種苦難。這不是一種瞬間即逝的結識，我得把結識的原委談得稍微詳細一點。
當時我們的旅館有一個新的女主人，是奧爾良人。她僱了一個同鄉的女孩子，約摸二十二、三歲。專做洗洗縫縫的活。她也和女主人一樣。跟我們同桌吃飯。這個女孩子名叫戴萊絲·勒·瓦瑟，良家出身。她父親原在奧爾良造幣廠任職，母親經商。他們的孩子眾多。奧爾良造幣廠歇業了，父親就斷了生計，後來母親也破產了。買賣做不成，就棄商跟丈夫和女兒一起到巴黎來，靠女兒一人勞動養活全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