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庚午，全忠、崔胤同對。胤奏：「國初承平之時，宦官不典兵預政。天寶以來，宦官浸盛。貞元之末，分羽林衛為左、右神策軍以便衛從，始令宦官主之，以二千人為定製。自是參掌機密，奪百司權，上下彌縫，共為不法，大則構扇籓鎮，傾危國家；小則賣官鬻獄，蠹害朝政。王室衰亂，職此之由，不翦其根，禍終不已。請悉罷內諸司使，其事務盡歸之省寺，諸道監軍俱召還闕下。」上從之。是日，全忠以兵驅宦官第五可范等數百人于內侍省，盡殺之，冤號之聲，徹于內外。出使外方者，詔所在收捕誅之，止留黃衣幼弱者三十人以備灑掃。又詔成德節度使王鎔選進五十人充敕使，取其土風深厚、人性謹樸也。上愍可范等或無罪，為文祭之。自是宣傳詔命，皆令宮人出入。其兩軍內外八鎮兵悉屬六軍，以崔胤兼判六軍十二衛事。
臣光曰：宦官用權，為國家患，其來久矣。蓋以出入宮禁，人主自幼及長，與之親狎，非如三公六卿，進見有時，可嚴憚也。其間復有性識儇利，語言辯給，善伺候顏色，承迎志趣，受命則無違遷之忠，使令則有稱愜之效。自非上智之主，燭知物情，慮患深遠，侍奉之外，不任以事，則近者日親，遠者日疏，甘言悲辭之請有時而從，浸潤膚受之訴有時而聽。於是黜陟刑賞之政，潛移于近習而不自知，如飲醇酒，嗜其味而忘其醉也。黜陟刑賞之柄移而國家不危亂者，未之有也。
東漢之衰，宦官最名驕橫，然皆假人主之權，依憑城社，以濁亂天下，未有能劫脅天子如制嬰兒，廢置在手。東西出其意，使天子畏之若乘虎狼而挾蛇虺如唐世者也。所以然者非它，漢不握兵，唐握兵故也。
太宗鑒前世之弊，深抑宦官無得過四品。明皇始隳舊章，是崇是長，晚節令高力士省決章奏，乃至進退將相，時與之議，自太子王公皆畏事之，宦官自此熾矣。及中原板蕩，肅宗收兵靈武，李輔國以東宮舊隷參豫軍謀，寵過而驕，不復能制，遂至愛子慈父皆不能庇，以憂悸終。代宗踐阼，仍遵覆轍，程元振、魚朝恩相繼用事，竊弄刑賞，壅蔽聰明，視天子如委裘，陵宰相如奴虜，是以來瑱入朝，遇讒賜死。吐蕃深侵郊甸，匿不以聞，致狼狽幸陝。李光弼危疑憤鬱，以損其生。郭子儀擯廢家居，不保丘壟。仆固懷恩冤抑無訴，遂棄勛庸，更為叛亂。德宗初立，頗振綱紀，宦官稍絀。而返自興元，猜忌諸將，以李晟、渾瑊為不可信，悉奪其兵，而以竇文場、霍仙鳴為中尉，使典宿衛，自是太阿之柄，落其掌握矣。憲宗末年，吐突承璀欲廢嫡立庶，以成陳洪志之變。寶曆狎昵群小，劉克明與蘇佐明為逆，其後絳王及文、武、宣、懿、僖、昭六帝，皆為宦官所立，勢益驕橫。王守澄、仇士良、田令孜、楊復恭、劉季述、韓全誨為之魁傑。至自稱「定策國老」，目天子為門生，根深蒂固，疾成膏肓，不可救藥矣！文宗深憤其然，志欲除之，以宋申錫之賢，猶不能有所為，反受其殃。況李訓、鄭注反覆小人，欲以一朝譎詐之謀，翦累世膠固之黨，遂至涉血禁涂，積屍省戶，公卿大臣，連頸就誅，闔門屠滅，天子陽瘖縱酒，飲泣吞氣，自比赧、獻，不亦悲乎！以宣宗之嚴毅明察，猶閉目搖首，自謂畏之。況懿、僖之驕侈，苟聲色球獵足充其欲，則政事一以付之，呼之以父，固無怪矣。賊污宮闕，兩幸梁、益，皆令孜所為也。昭宗不勝其恥，力欲清滌，而所任不得其人，所行不由其道。始則張浚覆軍于平陽，增李克用跋扈之勢；復恭亡命于山南，啟宋文通不臣之心；終則兵交闕庭，矢及禦衣，漂泊莎城，流寓華陰，幽辱東內，劫遷岐陽。崔昌遐無如之何，更召朱全忠以討之。連兵圍城，再罹寒暑，禦膳不足於糗Я，王侯斃踣于饑寒，然後全誨就誅，乘輿東出，翦滅其黨，靡有孑遺，而唐之廟社因以兵墟矣！然則宦者之禍，始於明皇，盛于肅、代，成於德宗，極于昭宗。《易》曰：「履霜堅冰至。」為國家者，防微杜漸，可不慎其始哉！此其為患，章章尤著者也。自餘傷賢害能，召亂致禍，賣官鬻獄，沮敗師徒，蠹害烝民，不可遍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