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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打量着伯爵,想推測他的性格。不過,我對他相貌的幾個主要特徵頗感興趣,因此注意力停留在他的外表上。他只有四十五歲,長得卻像年近花甲,因為在
18世紀末的大劫大難中,他衰老得太快了。他已經禿頂,頭髮像僧侶一樣,只有後腦勺殘留半圈,延至耳邊就消失了,鬢角是兩綹灰中雜黑的汗毛。他的臉有點像界口沾滿鮮血的白臉狼,因為他的鼻子也是紅的。一個人生活規律被打亂,胃功能減退,老病纏身,脾氣變壞,就有這樣的鼻子。他的臉型上寬下尖,不成比例;前額扁平,刻着幾道長短不一的抬頭紋,表明他經常在露天活動,而不是動腦筋勞累的,也表明他長期遭逢不幸,卻不是為戰勝不幸而奮斗的結果。他的臉色灰白,顴骨很高,呈棕褐色,從而看出他的體格比較結實、能夠長壽。他的眼珠發黃,明亮而冷峻,像冬日的太陽一樣,耀眼而不溫暖,不安而無主見,多疑而無緣由。他的嘴顯得粗暴,表情專橫,下頦兒直而長,身材又高又瘦,有一種單靠傳統習慣支撐的紳士派頭;他自知在權力上高人一頭,而事實上卻低人一等。在鄉下生活隨便慣了,他平日不修邊幅,一身農村人打扮。對這樣的鄉下人,農民和鄰居們也只是看重他的地產了。他的雙手曬成棕黑色,青筋暴突,表明除了騎馬,禮拜天去望彌撒,他平常是不戴手套的。他腳下穿一雙粗笨的皮鞋。十年流亡生涯,十年鄉下生活,儘管影響了他的外貌,但是他身上仍有貴族風度的遺韻。在自由黨這個詞還沒有被竊用的時候,最激烈的自由黨人能看出他身上具有騎士的忠誠,具有從《每日新聞》上得來的不可動搖的信念,會佩服他像個教徒,對事業非常狂熱,政治上愛憎分明,可又不諳法蘭西國情,是個成事不足、敗事有餘的角色。伯爵的確是個耿直的人,軟硬不吃,在他面前什麼也別想通過,他在指定的崗位上,可以抱著兵刃以身殉職;然而,他性頗慳吝,寧可要財不要命。席間,從他那瘦削的面頰上和偷覷孩子的眼神中,我看出他思想苦惱的端倪;不過,那些思慮剛要露頭便消失了。誰見到他不會一目瞭然呢?誰不會怪他把缺乏生機的肉體傳給孩子,造成可悲的後果呢?他可以自責,但不讓別人評論他,猶如一位自知失誤的當政人物,內心苦不堪言,但又缺乏高尚精神與魅力,以彌補他投在天平上的痛苦份量;因此,他的家庭生活必然頻起風波;他那瘦削的面孔、時刻不安的眼神,就已經揭示了這一點。等他夫人左右帶著兩個孩子回到客廳的時候,我就覺察出這個家庭存在着不幸,正如一個人走到地窖頂蓋上,雙腳彷彿覺出下面很深一樣。我端詳這聚在一起的四口人,目光從一個轉向另一個,捉摸各自的相貌神態,憂鬱的念頭便油然而生,就像在一個艷陽普照的美麗的地方,天空猝然陰霾,細雨霏霏一樣。伯爵見話題談盡了,便怠慢了德·謝塞爾先生,又把我推上前台,向他夫人講述了我家的幾件往事,連我本人也頭一回聽說。他問我有多大年齡。伯爵夫人聽了我的回答,立刻流露出詫異的神色,同我聽說她女兒年齡時的反應一樣。也許她以為我只有十四歲。此後我便知道,這是把她同我緊緊聯結起來的第二層關係。我洞燭了她的心靈。遲來的希望把一束陽光射到她的身上,照亮了這顆母愛之心,使它顫抖起來。看到我年過二十、身體還這樣單薄瘦弱,而神經又這樣敏感,也許一個聲音向她喊道:他們能活下去!她好奇地端詳我,我感到此刻,我們之間許多隔閡都渙然冰釋了。她似乎有滿腹的話要問我,但是全憋在心裡。
「您若是學習累病了,」她說道,「我們山谷的空氣倒能使您恢復健康。」
「現代教育簡直要孩子們的命,」伯爵接上說,「硬是向他們灌數學,用科學害他們,使他們未老先衰。您應當在這地方休息,」他對我說道,「現在思想太龐雜,全衝過來,把您壓垮了。如果不防止弊端,讓教會重新掌握教育,真不知道這種人人受教育的制度,會把我們帶到什麼年代去!」
聽了這種言論,就不奇怪他在選舉時說的一句話了。一個候選人很有才幹,能為保王黨的事業盡忠效力,可是伯爵偏偏不肯投票贊成,有一天他對拉票人說:「我對聰明人一向懷有戒心。」他提議帶我們到花園裡走走,說著站起身。
「先生……」伯爵夫人叫道。
「什麼事,親愛的?……」他轉身應道,口氣又粗暴又傲慢,表明他在家裡想說一不二,實際上卻又缺乏權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