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詞語的貶值是風格的種種怪象之一，要解釋清楚，恐怕需要寫幾本書。您若給一個訴訟代理人寫信，稱呼他「homme de loi」①，那就是對他的不敬，其程度不亞於在給一個專門做殖民地食品生意的大商人的信中，稱呼對方「某某雜貨商先生」。這些處世之道的微妙所在，上流社會的人理應是精通的，因為他們的本領也就在此，可他們中有相當一部分人都不知道「hommedelettres」②的稱呼是對一個作者最惡毒的侮辱，要說明詞語的生命與死亡，「monsieur」（先生）一詞是最好的例子。「monsieur」的意思是「monseigneur」，從前是很了不起的稱呼，可現在人人都稱「mosieur」，只是把「monsieur」中的「sieur」改作「sire」之後，專用於稱呼國王。實際上，「messire」一詞不過是「monsieur」的替代詞和同義詞，可要是有人偶然在訃告中使用一下，馬上便會招致共和黨報紙的大肆攻擊。法官、推事、法學家、審判員、律師、司法助理、訴訟代理人，法律顧問、執達員、訴訟經紀人和辯護人等是司法或干法律這一行的不同類別。其中最低的兩級叫做「辦案的」和「吃法律飯的」。「辦案的」又俗稱為公差，因為偶爾辦個案子之外，主要是協助執達員判決，可以說是處理民事的廉價劊子手，至于「吃法律飯的」，則是干法律這一行中的特殊侮稱。司法界「吃法律飯的」，就等於文學界「吃筆頭飯的」。法國的各行各業，都有你死我活的競爭，也就少不了相互貶低的用語。每一行必有刻薄的稱呼，可「hommedelettres」與「hommedeloi」一旦變為複數，也就沒有了貶的意思，「gensdelettres」（文學界人士）和「gensdeloi」（法律界人士）的說法很通行，不會傷害任何人。不過，巴黎的任何一個行業都有墊底的，正是這些墊底的，降了他們那一行的格，跟那些在街頭混飯吃的，跟那些平民百姓處在了同一檔次。因此，在巴黎的某些居民區，至今還有「吃法律飯的」，還有這種攬案子辦的經紀人，就像中央菜市場，還能見到那種以星期為期限的放款人；這種人之於大銀行，無異於弗萊齊埃先生之於訴訟代理公會。事情也怪！平民百姓就怕部裡的司法助理，就像怕進時髦的飯店。他們有事只找小經紀人，喝酒只上小酒店。只跟自己一個檔次的人打交道，這是不同社會階層運作的普遍規律。只有那些冒尖的人物才喜歡往上爬，他們不會為自己站在比他們地位高的人面前感到痛苦，相反，他們能為自己爭得立足之地，像博馬舍那樣，敢把試圖侮辱他的一個大老爺的表摔在地上；另外，那些暴發戶，那些善於改變自己出身的新貴，也是了不起的例外。
第二天清晨六點，茜博太太便來到了珍珠街，細細打量着她未來的法律顧問，那個吃法律飯的弗萊齊埃大爺的房子。這是一座從前的小布爾喬亞階層住的那種舊房屋。一條小道通進屋裡，底層的一部分用作門房，還有一部分開了個木器鋪子，木器加工場和堆的貨几乎占滿了裏邊的小院子，此外便是過道和樓梯間，到處硝跡斑斑，潮乎乎的，整座房子像是害了麻風病。
① 法語中「homme de loi」的本義為「法律界人士」，但在俗語中，意思為「吃法律飯的」，有一定貶義。
② 法語中「hommedeletters」的本義為「文人，作家」，可在俗語中，作「吃筆頭飯的」、「耍筆桿子的」解。
茜博太太直奔門房，在裏邊看到了茜博的同行，他是個做鞋的，還有他妻子和兩個年齡很小的孩子，住的地方總共只有十尺見方，窗戶朝向小院子。茜博太太一報自己的身份，名字，談起她在諾曼底街做事的那家情況之後，兩個女人立即變得再也親熱不過，弗萊齊埃先生的女門房一邊給做鞋子的丈夫和兩個孩子做午飯，一邊跟茜博太太閒聊，一刻鐘之後，茜博太太把話題引到房客身上，談起了那位吃法律飯的。
「我來請教他，」她說，「有點事情要問問。是他的一個朋友布朗大夫介紹我來找他的。您認識布朗先生吧？」
「當然羅！」珍珠街的女門房說，「上回我小孩害喉炎，就是他救了孩子的命。」
「他也救了我一命，太太……哦，這個弗萊齊埃先生，人怎麼樣？」
「他這個人呀，我的好太太，」女門房說，「每到月底，人家上門來收他欠的郵費，難着呢。」
茜博太太很聰明，這句話的意思夠明白了。
「窮歸窮，但也可能是個正派人。」她說道。
「但願如此。」弗萊齊埃的女門房說，「我們沒有大把的金子、銀子和銅錢，可我們從來不欠別人一個子兒。」
茜博太太聽到了自己的那套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