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
1360年，一位名叫利奧或萊昂提烏斯的巴爾拉阿姆的門徒，在前往阿維尼翁的途中被好客的薄伽丘婉言留了下來，他讓這位客人住在自己家裡，說服弗羅倫薩當局每年給他一筆固定的俸金，並把自己空閒時間全用來陪伴這第一位原在歐洲西部各國教授希臘語的第一位希臘語教授。利奧的外表可能使他的最熱心的門徒都十分反感：他身穿一件哲學家或乞丐的披風；相貌奇醜；臉上長滿黑毛；鬍鬚又長又亂；他舉止粗俗；情緒低沉而多變；他甚至也不能用拉丁語的長篇大論來裝飾或點綴他的演說。然而，他的頭腦中卻裝滿了有關希臘知識的財富：歷史和寓言，哲學和語法他全都同樣精通；他還在弗羅倫薩各學校中朗誦荷馬的詩篇。正是通過他的解釋，薄伽丘才編寫和翻譯出了伊利亞特和奧德賽的較自由的散文本，滿足了他的朋友彼特拉克的渴望，並可能在下一世紀裡被拉丁文翻譯家勞倫蒂烏斯瓦拉暗中加以利用。正是從他的敘述中，仍是這位薄伽丘為自己撰寫多神教眾神的出處蒐集了足夠的素材，這部書，在當時堪稱學識淵博的巨着，在其中他有意裝點了許多希臘的人物和篇章以激起他的一些較為無知的讀者的驚奇和讚賞。獲得學識的第一步是進展緩慢和艱苦的；在整個意大利我們也找不出
10位荷馬的忠實信徒來；而在羅馬、威尼斯或那不勒斯更找不出一個人，他的名字可以增加到這個名單中去。
但是，如果脾性多變的利奧不曾在第三年放棄了這一光榮而頗有收益的職位，那他們的人數必會增加，他們進步的速度也定會加快了。
在他路過帕迪阿的時候，彼得拉克在那裡款待了他幾天；他很賞識這位學者，但對這個人的陰沉、孤僻的性格也頗為反感。
由於對世界和對自身都極為不滿，利奧看不起眼前可以享受的一切，而不在眼前的人和事物卻都在他的想象之中顯得美好無比。
在意大利，他是個色薩利人，而在希臘，他是地道的卡拉布里亞人；和拉丁人在一起，他厭惡他們的語言、宗教和習俗：但他剛一在君士坦丁堡上岸，他又深深懷念威尼斯的富饒和佛羅倫薩的典雅。他的意大利朋友們都對他的請求不加理采：依靠他們的好奇心和寬容，他再次登舟航行；但在進入亞得里亞海以後，他的船遭到了暴風雨的襲擊，這位不幸的教師像尤利西斯一樣把自己綁在桅杆上，卻被一陣雷電擊中而死。
善良的彼特拉克為他的不幸灑下了傷心之淚；但他最急切想知道的，是從那些水手的手中，是否可以救下一些有關幼裡披底斯或索福克利斯的作品的手稿。
但是，彼特拉克曾加以鼓勵，薄伽丘親自培植的希臘文學的幼苗，很快就枯萎和死去了。
下一代人對流暢的拉丁語所取得的進步暫時還頗為滿意；一直到
14世紀結束之後，才又有一場新的永不熄滅的烈火在意大利燃燒起來。
皇帝曼紐爾在他自己出行之前派出了他的使節和說客，祈求西部各君主的同情。在這些使節中，最引人注目的、學識最淵博的是曼紐爾克呂索羅臘斯，他出身高貴，他的羅馬祖先據說是與君士坦丁大帝一同遷來的。
那位使節訪問了法蘭西和英格蘭朝廷，並于得到一些捐贈和更多的許諾之後，被邀請擔任教授職務；而佛羅倫薩又享有這第二次邀請的榮譽。克呂索羅臘斯不僅依靠其希臘語，而且依靠其拉丁語的知識使他完全無愧於他所領取的年俸，而且還大大超過了公眾的期望。
經常有大批各階層的不同年齡的學子到他的學院來拜訪；其中一位在一本普通傳記中描述了他的動機和取得的成就。「那時候」倫那德·阿雷廷說，“我是一個學民法的學生；但是我的內心充滿了對文學的熱愛，因而我拿出一些時間鑽研邏輯學和修辭學。在曼紐爾到來的時候，我開始猶豫我是應該放棄對法律的學習，還是放棄這個千載難逢的機會；就這樣，我滿懷年輕人的熱情，自己心問口、口問心——你願意對不起你自己和你自己的前途嗎？你打算拒絶使你能夠和荷馬、柏拉圖和德謨斯提尼親切交談的機會嗎？拒絶與這些充滿了神奇的傳說、在各個時代都被作為人文科學的大師萬般推崇的詩人、哲學家和演說家進行交談的機會嗎？民法方面的教授和學者在我們的各個大學裡，哪裡都能找到許許多多；但是這樣一位教授希臘語的教師，如果容許他一旦離開，便可能再也無法將他找回了。
這番道理使我完全信服了，我於是把自己全交給了克呂索羅臘斯，並且，我的熱情是如此高漲，以至於我每日白天所學到的知識到夜晚都變成了夢中的內容。
”與此同時，也在同一學校，彼特拉克的私塾弟子，拉文納的約翰，還講授拉丁古典課程：這些顯示出他們自己的時代和國土的意大利人，在這所雙重民族的學校中，形成一派，而佛羅倫薩也成為傳播希臘和羅馬文化的卓有成效的學院。皇帝的來臨把克呂索羅臘斯從學院召到了宮廷；但後來他又以同樣的熱情在帕維亞和羅馬教學，並得到了同樣的好評。他最後的大約
15年時光則分給了意大利和君士坦丁堡，分給了使臣工作和授課。在這個教化一個異族的崇高使命中，這位語法家並未忘記他對自己的君主和國家應盡的神聖職責；曼紐爾·克呂索羅臘斯在一次被皇帝派往議會執行公務時死於康斯坦茨。
在他的榜樣的作用下，一批批手頭拮据但學識淵博，或至少精通語言的移民，來到意大利推動復興希臘文化的工作。
出於對土耳其軍隊的恐懼或迫于其壓力，塞薩洛尼卡和君士坦丁堡的居民紛紛逃往一個自由、神奇和富足的地區。
宗教會議更為佛羅倫薩帶來了希臘教會之光和柏拉圖哲學的至理名言；而堅持統一的難民更有，不僅為了基督教，也為了天主教的利益，而拋棄他們的國家的雙重理由。一個在恩寵的誘惑下背叛自己黨派和良心的愛國者仍可能會具有私人的和社會的美德：他不再聽到奴隷或變節分子一類指責的言詞，而他在自己新結交的人群中所得到的地位，卻會使他在他自己的眼中恢復了尊嚴。貝薩裡翁謹慎地遵奉國教的態度使他終於贏得了羅馬的紫袍：他定居于意大利，而那位君士坦丁堡的名譽上的大主教，希臘的紅衣主教，則被尊為他的民族的首領和保護人：他在出使波洛尼亞、威尼斯、日耳曼和法蘭西時顯示了他的才能。使他得以登上聖彼得寶座的選舉活動，在一次秘密會議的不可捉摸的氣氛中，曾一度始終搖擺不定。他的宗教方面的榮譽為他的文學成就和工作蒙上了一層非同一般的輝煌的色彩：他的宅邸也是一所學校；每當這位紅衣主教出訪梵蒂岡時，總有一大隊由兩族學者組成的侍從陪伴着他；這些人互相標榜，也受公眾的讚揚，他們的今天已被塵封的作品在他們自己的那個時代卻很受歡迎，也很有用。我不打算一一列舉出在
15世紀時恢復希臘文化的人的名字；這裡也許只需滿懷敬意地提出在佛羅倫薩和羅馬的學校裡教授他們的本族語言的提奧多爾·加沙、特雷比藏德的喬治、約翰·阿爾吉羅普洛斯和德米特裡烏斯·卡孔底勒斯的名字就完全夠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