菲利浦的統治的結束隨着新主子即位立即出現了一個對基督教徒進行殘酷壓迫的新政府，其殘酷的程度使得他們，如果和他們在短促的德基烏斯統治下所受到的待遇相比，他們會覺得他們自圖密善時代以來的處境簡直可以稱之為完全自由和絶對安全的。
從這位君主的道德品質來看，我們几乎難以相信，他所以那麼幹只是出於他對前代皇帝的寵信懷着卑劣的仇恨情緒；而更為可信的是，為了執行他的恢復羅馬純樸舊俗的總計劃，他渴望把帝國從他斥之為新近出現的罪惡迷信中解救出來。
一些最重要的城市的主教或者被流放，或者被處死：地方官的警惕在長達
16個月的時間內阻止了羅馬教士團進行一輪新的選舉；當時的基督教徒都認為，皇帝寧願遇到一位皇位競爭者，也不能容忍在首都有一個主教。
如果我們可以假定，德基烏斯的洞察力已發現在謙恭的偽裝之下隱藏着驕傲，或者他能夠預見到，世俗的統治權可以不知不覺由精神統治權中產生，那麼，他這樣把聖彼得的繼承者看作是奧古斯都的繼承者的最強大的競爭對手，我們也不會感到那麼驚奇了。
瓦勒良的治理顯得是那麼輕率和反覆無常，這是和羅馬監察官的威嚴極不相稱的。
在他的統治前期，他的寬容態度甚至超過了那些被懷疑暗奉基督教信仰的君主們。
在最後三年半時間中，他接受一個醉心于埃及迷信的大臣的誘導，採用了他的前代皇帝德基烏斯的論點，並模仿他實行嚴厲統治。
伽利埃努斯的執政增加了帝國的災難，卻恢復了教會的安寧；發給主教的一道按其精神似乎承認了主教的可以公開的職位，因而也就使得基督教徒完全可以自由進行宗教活動了。
過去的法令雖未被正式廢除，卻漸漸聽其湮沒了；這樣（除了被歸之於奧勒良皇帝的某些敵意做法外），基督教徒一連氣度過了
40多年的繁榮時期，這對於他們的品德來說，可是較之最為嚴峻的迫害時期，還要更為危險得多。
當東方被掌握在奧登納圖斯和芝諾比婭手中的時候，薩摩薩塔的保羅擔任了安條克大主教的職位，關於他的故事也許可以讓我們明了那個時代的狀況和特徵。那位高級教士的巨大財富本身就足以證明他有罪，因為這財產既非祖先的遺產，也非依靠誠實的勞動所得。但是，保羅把為教會工作看作是一種極為有利可圖的職業。
他手中的教權成了他貪污受賄，巧取豪奪的工具；他經常向最富有的信徒敲詐勒索，並把很大一部分公共收入據為己用。由於他的闊綽和奢侈生活，在異教徒眼中，基督教變得醜惡不堪了。
他的議事廳和他的寶座、他公開露面時的豪華氣派、懇求他接見的盈門的人群、由他口述覆信的大量來信和請願書，以及使他永遠忙亂不堪的事務等等，都顯然更符合于一個民政長官的職位，而與一個早期主教的卑微地位極不相稱。每當保羅登壇滔滔不絶向他的教民講道的時候，他總採取一些形象的說法，像一個亞洲的詭辯家打着戲劇性的手勢，這時大教堂裡便會響起一陣陣震耳欲聾的喝彩聲，以示為他的神奇的口才歡呼。對那些膽敢抗拒他的權勢，或不肯對他阿諛奉承的人，這位安條克大主教是十分傲慢、十分嚴厲，毫不客氣的；可是，對那些依附於他的教士他卻十分寬縱，把教會的金銀隨意賞給他們，並容許他們和他這位主子一樣滿足自己的各種世俗的慾望。
至于保羅自己更是肆無忌憚地大吃大喝，還把兩個年輕美貌的婦女接進主教宮，長期充當他悠閒時刻的伴侶。
儘管薩摩薩塔的保羅是如此罪惡昭彰，如果他能保全住這一正統信仰的純潔性，那麼他對敘利亞首都教會的統治也只會隨着他的生命的結束而結束；而且，如果恰在這時教會再次遭到迫害，一次英勇行為也許還會使他被尊為聖徒和殉教者。不幸在涉及三位一體論問題上他輕率地犯下了，而且頑固地堅持了，一些十分微妙的錯誤，以致激起東方各個教會的狂熱情緒和憤怒。從埃及直到黑海，所有的主教都拿起武器行動起來。
經過多次會議，發表一系列爭吵的文字，公開宣佈逐出教門的懲罰，各種含糊不清的解釋一時被接受，一時又被否定，一次次協議被簽訂，又被違反，最後，七八十名主教為此特別在安條克集會，終於做出判決，將薩摩薩塔的保羅趕下大主教的寶座，並未經商得教士團和教民的同意，擅自委任了一個新的繼承人。
這種顯然不合常規的做法使心懷不滿的派別人數大為增長；而對於宮廷裡的各種花招並不陌生的保羅終於設法得到了芝諾比婭的歡心，因而得以佔據主教的住所和職位
4年有餘。奧勒良的勝利改變了東部的面貌，競相以分裂和異端的罪名相指責的鬥爭的雙方都接到命令，或獲准到這位征服者的法庭上去陳述各自的緣由。這一公開的頗為奇特的審判的結果只是讓人完全相信，基督教徒的存在、他們擁有的財產和各種特權以及他們奉行的內部策略，即使沒有得到法律的認可，至少也是已經得到了帝國行政官員的承認了。
身為異教徒和軍人的奧勒良自然很少可能會去參加他們的爭論，看看究竟是保羅的思想還是他的對手們的思想更符合真正正統信仰的標準。他的決斷是以公正和合乎理性的一般原則作為基礎的。
他認為意大利的主教是所有基督教徒中最公正、最受尊敬的評審人，而當他得知他們已經一致同意宗教會議的判決的時候，他也就不再表示任何異議，並立即下令強迫保羅放棄，據他的同教弟兄們判斷，原屬於一個教職所有，但一直被他剝奪的一些世俗財產。不過，在我們為他的這種公正歡呼的時候，我們卻不應該忘了奧勒良的策略，是急於想採用種種可以籠絡住任何一部分臣民的興趣和偏見的辦法，從而恢復和進一步加固各省對首都的依賴。
戴克里先及其繼承人治下的教會在帝國頻繁發生的革命運動中，基督教徒仍在和平與繁榮中日益興盛起來；雖然一般認為著名的殉教者時代始於戴克里先繼位之後，這位賢明的君主改採用並一直堅持了
18年之久的新政策體系，卻體現了一種最溫和和最開明的宗教上的寬容。
戴克里先本人的確不擅長進行深入的思考，而更宜于從事進行戰爭和管理政務等積極的活動。他的謹慎態度使他反對任何重大改革，雖然他天性不易為宗教狂熱或激情所動，對於帝國古代的神靈他卻總抱有一種出於習慣上的關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