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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世宗即位，以侍從之勤，轉輔國將軍。任城王澄之圍鐘離也，以思伯持節為其軍司。及澄失利，思伯為後殿。澄以思伯儒者，謂之必死。及至，大喜，曰：「仁者必有勇，常謂虛談，今于軍司見之矣。」
思伯托以失道，不伐其功，時論稱其長者。後為河內太守，不拜。尋除鴻臚少卿，以母憂免。服闋，征為滎陽太守，有政績。遷征虜將軍、南青州刺史。初，思伯與弟思同師事北海陰鳳授業，無資酬之，鳳遂質其衣物。及思伯之部，送縑百匹遺鳳，因具車馬迎之，鳳慚不往。時人稱嘆焉。
尋以父憂免。後除征虜將軍、光祿少卿，仍拜左將軍、兗州刺史。
肅宗時，征為給事黃門侍郎。因請拜掃，還鄉裡。未拜，以風聞免。尋除右將軍、涼州刺史。思伯以州邊遠，不樂外出，辭以男女未婚。靈太后不許，舍人徐紇言之，得改授太尉長史。又除安東將軍、廷尉卿。思伯自以儒素為業，不好法律，希言事。俄轉衛尉卿。
于時議建明堂，多有同異。思伯上議曰：「按《周禮·考工記》云：夏後氏世室，殷重屋，周明堂，皆五室。鄭註云：『此三者，或舉宗廟，或舉王寢，或舉明堂，互言之，以明其制同也。』若然，則殷夏之世已有明堂矣。唐虞以前，其事未聞。戴德《禮記》云：明堂凡九室，十二堂。蔡邕云：『明堂者，天子太廟，饗功養老，教學選士，皆于其中，九室十二堂。』按戴德撰《記》，世所不行。且九室十二堂，其于規制，恐難得厥衷。《周禮》營國，左祖右社，明堂在國之陽，則非天子太廟明矣。然則《禮記·月令》四堂及太室皆謂之廟者，當以天子暫配享五帝故耳。又《王制》云：『周人養國老于東膠。』鄭註云：『東膠即闢雍，在王宮之東。』又《詩·大雅》云：『邕邕在宮，肅肅在廟。』鄭註云：『宮，謂闢雍宮也，所以助王。養老則尚和，助祭則尚敬。』又不在明堂之驗矣。按《孟子》云：『齊宣王謂孟子曰，吾欲毀明堂。』若明堂是廟，則不應有毀之問。且蔡邕論明堂之制云：『堂方一百四十尺，象坤之策；屋圓徑二百一十六尺，象乾之策；方六丈，徑九丈，象陰陽九六之數；九室以象九州；屋高八十一尺，象黃鐘九九之數；二十八柱以象宿；外廣二十四丈以象氣。』按此皆以天地陰陽氣數為法，而室獨象九州，何也？若立五室以象五行，豈不快也？如此，蔡氏之論非為通典，九室之言或未可從，竊尋《考工記》雖是補闕之書，相承已久，諸儒注述無言非者，方之後作，不亦優乎？且《孝經援神契》、《五經要義》、《舊禮圖》，皆作五室，及徐劉之論，同《考工》者多矣。朝廷若獨絶今古，自為一代製作者，則所願也。若猶祖述舊章，規摹前事，不應舍殷周成法，襲近代妄作。且損益之極，極于三王，後來疑議，難可準信。鄭玄云：『周人明堂五室，是帝各有一室也，合于五行之數，《周禮》依數以為之室。施行于今，雖有不同，時說然耳。』尋鄭此論，非為無當。按《月令》亦無九室之文，原其制置，不乖五室。其青陽右個即明堂左個，明堂右個即總章左個，總章右個即玄堂左個，玄堂右個即青陽左個。如此，則室猶是五，而布政十二。五室之理，謂為可按。其方圓高方，自依時量。戴氏九室之言，蔡子廟學之議，子干靈台之說，裴逸一屋之論，及諸家紛紜，並無取焉。」
學者善其議。
又遷太常卿，兼度支尚書，轉正都官。時太保崔光疾甚，表薦思伯為侍講，中書舍人馮元興為侍讀。思伯遂入授肅宗《杜氏春秋》。思伯少雖明經，從官廢業，至是更延儒生夜講晝授。性謙和，傾身禮士，雖在街途，停車下馬，接誘恂恂，曾無倦色。客有謂思伯曰：「公今貴重，寧能不驕？」思伯曰：「衰至便驕，何常之有？」當世以為雅談。為元義所寵，論者譏其趣勢。孝昌元年卒。贈鎮東將軍、青州刺史，又贈尚書右仆射，謚曰文貞。
子彥始，武定中，淮陽太守。
思伯弟思同，字士明。少厲志行，雅好經史。釋褐彭城王國侍郎，五遷尚書考功郎，青州別駕。久之，遷鎮遠將軍、中散大夫、試守滎陽太守。尋即真。後除平南將軍、襄州刺史。雖無明察之譽，百姓安之。
及元顥之亂也，思同與廣州刺史鄭光護並不降。莊帝還宮，封營陵縣開國男，邑二百戶，除撫軍將軍、給事黃門侍郎、青州大中正。又為鎮東、金紫光祿大夫，仍兼黃門。尋加車騎大將軍、左光祿大夫。遷鄴後，除黃門侍郎、兼侍中、河南慰勞大使。仍與國子祭酒韓子熙併為侍講，授靜帝《杜氏春秋》。又加散騎常侍，兼七兵尚書。尋拜侍中。興和二年卒。贈使持節、都督青徐光三州諸軍事、驃騎大將軍、尚書右仆射、司徒公、青州刺史，謚曰文獻。
初，思同之為別駕也，清河崔光韶先為治中，自恃資地，恥居其下，聞思同還鄉，遂便去職。州裡人物為思同恨之。
及光韶之亡，遺誡子侄不聽求贈。思同遂上表訟光韶操業，登時蒙贈謚。論者嘆尚焉。
思同之侍講也，國子博士遼西衛冀隆為服氏之學，上書難《杜氏春秋》六十三事。思同復駁冀隆乖錯者十一條。互相是非，積成十捲。詔下國學集諸儒考之，事未竟而思同卒。卒後，魏郡姚文安、樂陵秦道靜複述思同意。冀隆亦尋物故，浮陽劉休和又持冀隆說。至今未能裁正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