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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司又奏：「明堂尋禮無明文，唯以《孝經》為正。竊尋設祀之意，蓋為文王有配則祭，無配則止。愚謂既配上帝，則以帝為主。今雖無配，不應闕祀。徐邈近代碩儒，每所折衷，其雲『郊為天壇，則堂非文廟』，此實明據。內外百司立議已定，如更詢訪，終無異說。傍儒依史，竭其管見。既聖旨惟疑，群下所未敢詳，廢置之宜，仰由天鑒。」詔「依舊」。
建元四年，世祖即位。其秋，有司奏：「尋前代嗣位，或仍前郊年，或別更始，晉、宋以來，未有畫一。今年正月已郊，未審明年應南北二郊祀明堂與不？」依舊通關八座丞郎博士議。尚書令王儉議：“案秦為諸侯，雜祀諸畤，始皇並天下，未有定祠。漢高受命，因雍四畤而起北畤，始畤五帝，未定郊丘。文帝六年，新垣平議初起渭陽五帝廟。武帝初至雍郊見五畤，後常三歲一郊祠雍。元鼎四年，始立后土祠于汾陰，明年，立太一祠于甘泉，自是以後，二歲一郊，與雍更祠。成帝初即位，丞相匡衡于長安定南北郊。哀、平之際，又復甘泉、汾陰祠。平帝元始五年，王莽奏依匡衡議還復長安南北二郊。光武建武二年，定郊祀兆于洛陽。魏、晉因循，率由漢典，雖時或參差，而類多間歲。至于嗣位之君，參差不一，宜有定製。檢晉明帝太寧三年南郊，其年九月崩，成帝即位，明年改元即郊；簡文咸安二年南郊，其年
七月崩，孝武即位，明年改元亦郊；宋元嘉三十年正月南郊，其年二月崩，孝武嗣位，明年改元亦郊。此則二代明例，差可依放。謂明年正月宜饗祀二郊，虞祭明堂，自茲厥後，依舊間歲。”尚書領國子祭酒張緒等十七人並同儉議。詔「可」。
永明元年當南郊，而立春在郊後，世祖欲遷郊。尚書令王儉啟：「案《禮記·郊特牲》云：『郊之祭也，迎長日之至也，大報天而主日也。』《易說》『三王之郊，一用夏正』。盧植云：『夏正在冬至後，《傳》曰啟蟄而郊，此之謂也。』然則圜丘與郊各自行，不相害也。鄭玄云：『建寅之月，晝夜分而日長矣。』王肅曰：『周以冬祭天于圜丘，以正月又祭天以祈谷。』《祭法》稱『燔柴太壇』，則圜丘也。《春秋傳》雲‘啟蟄而郊，則祈谷也。謹尋《禮》、《傳》二文，各有其義，盧、王兩說，有若合符。中朝省二丘以並二郊，即今之郊禮，義在報天，事兼祈谷，既不全以祈農，何必俟夫啟蟄？史官唯見《傳》義，未達《禮》旨。又尋景平元年正月三日辛丑南郊，其月十一日立春；元嘉十六年正月六日辛未南郊，其月八日立春。此復是近世明例，不以先郊後春為嫌。若或以元日合朔為礙者，則晉成帝咸康元年正月一日加元服，二日親祠南郊。元服之重，百僚備列，雖在致齋，行之不疑。今齋內合朔，此即前準。若聖心過恭，寧在嚴潔，合朔之日，散官備防，非預齋之限者，于止車門外別立幔省，若日色有異，則列于省前。望實為允，謂無煩遷日。」從之。
永明二年，祠部郎中蔡履議：「郊與明堂，本宜異日。漢東京《禮儀志》『南郊禮畢，次北郊、明堂、高廟、世祖廟，謂之五供』。蔡邕所據亦然。近世存省，故郊堂共日。來年郊祭，宜有定准。」
太學博士王祐議：「來年正月上辛，宜祭南郊，次辛，有事明堂，後辛，饗祀北郊。」
兼博士劉蔓議：「漢元鼎五年，以辛巳行事，自後郊日，略無違異。元封元年四月癸卯，登封泰山，坐明堂。五年甲子，以高祖配。漢家郊祀，非盡天子之縣，故祠祭之月，事有不同。後漢永平以來，明堂兆于國南，而郊以上丁，故供修三祀，得並在初月。雖郊有常日，明堂猶無定辰。何則？郊丁社甲，有說則從，經禮無文，難以意造，是以必算良辰，而不祭寅醜。且禮之奠祭，無同共者，唯漢以朝日合于報天爾。若依《漢書》五供，便應先祭北郊，然後明堂。則是地先天食，所未可也。」
兼太常丞蔡仲熊議：「《鄭志》雲『正月上辛，祀后稷于南郊，還於明堂，以文王配。』故宋氏創立明堂，郊還即祭，是用《鄭志》之說也。蓋為《志》者失，非玄意也。玄之言曰：『未審周明堂以何月，于《月令》則以季秋。』案玄注《月令》『季秋大饗帝』雲『大饗，遍祭五帝』。又云『大饗于明堂，以文武配』。其時秋也，去啟蟄遠矣。又《周禮·大司樂》『凡大祭祀，宿縣』。尋宿縣之旨，以日出行事故也；若日暗而後行事，則無假預縣。果日出行事，何得方俟郊還？東京《禮儀志》不記祭之時日，而《志》云：『天郊夕牲之夜，夜漏未盡八刻進熟；明堂夕牲之夜，夜漏未盡七刻進熟。』尋明堂之在郊前一刻，而進獻奏樂，方待郊還。魏高堂隆表『九日南郊，十日北郊，十一日明堂，十二日宗廟』。案隆此言，是審于時定製，是則《周禮》、二漢及魏，皆不共日矣。《禮》以辛郊，《書》以丁祀，辛丁皆合，宜臨時詳擇。」
太尉從事中郎顧憲之議：「《春秋傳》以正月上辛郊祀，《禮記》亦云郊之用辛，《尚書》獨雲丁巳用牲于郊。先儒以為先甲三日辛，後甲三日丁，可以接事天神之日。後漢永平二年正月辛未，宗祀光武皇帝于明堂。辛既是常郊之日，郊又在明堂之前，無容不郊而堂，則理應郊堂。」
司徒西閣祭酒梁王議：「《孝經》鄭玄註云『上帝亦天別名』。如鄭旨，帝與天亦言不殊。近代同辰，良亦有據。魏太和元年正月丁未，郊祀武皇帝以配天，宗祀文皇帝于明堂以配上帝，此則已行之前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