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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晉武帝太始七年四月，帝將親祠，車駕夕牲，而儀注還不拜。詔問其故。博士奏：「歷代相承如此。」帝曰：「非致敬宗廟之禮也。」於是實拜而還，遂以為制。太康中，有司奏議，十一月一日合朔奠、冬烝、夕牲同日，可有司行事。詔曰：「夕牲而令有司行事，非也。改擇上旬他日。」案此則武帝夕牲必躬臨拜，而江左以來複止也。晉元帝建武元年十月辛卯，即晉王位，行天子殷祭之禮，非常之事也。孝武太元十一年九月，皇女亡及應烝祠。中書侍郎范寧奏：「案《喪服》傳，有死宮中者，三月不舉祭，不別長幼之與貴賤也。皇女雖在嬰孩，臣竊以為疑。」於是尚書奏使三公行事。昔漢靈帝世，立春尚齋迎氣東郊，尚書左丞毆殺陌使于南書寺，於是詔書曰：「議郎蔡邕、博士任敏，問可齋祠不？得無不宜？」邕等對曰：「按上帝之祠，無所為廢。宮室至大，陌使至微，日又寬，可齋無疑。」寧非不知有此議，然不從也。魏及晉初，祭儀雖不具存，江左則備矣。官有其注。

祠太社、帝社、太稷，常以歲二月八月二社日祠之。太祝令夕牲進熟，如郊廟儀。司空、太常、大司農三獻也。官有其注。周禮王親祭，漢以來，有司行事。漢安帝元初六年，立六宗祠于國西北戌城地，祠儀比泰社。日月將交會，太史上合朔。尚書先事三日，宣攝內外，戒嚴。摯虞《決疑》曰：「凡救蝕者，皆著赤幘，以助陽也。日將蝕，天子素服避正殿，內外嚴警，太史登靈台，伺候日變。更伐鼓于門，聞鼓音，侍臣皆著赤幘，帶劍入侍。三台令史以上，皆各持劍立其戶前。衛尉卿馳繞宮，伺察守備，周而複始。日復常，乃皆罷。」魯昭公十七年，六月朔，日有蝕之。祝史請所由，叔孫昭子曰：「日有蝕之，天子不舉樂，伐鼓于社；諸侯用敝于社，伐鼓于朝，禮也。」又以赤絲為繩系社，祝史陳辭以責之。社，勾龍之神，天子之上公，故責之。合朔，官有其注。

昔漢建安中，將王會，而太史上言正旦當日蝕，朝士疑會不。共詣尚書令荀文若諮之，時廣平計吏劉劭在坐，曰：「梓慎、裨灶，古之良史，猶占水火，錯失天時。《禮》諸侯旅見天子，入門不得終禮者四，日蝕在一。然則聖人垂制，不為變異豫廢朝禮者，或災消異伏，或推術謬誤也。」文若及眾人咸喜而從之，遂朝會如舊，日亦不蝕。劭由此顯名，魏史美而書之。魏高貴鄉公正元二年三月朔，太史奏日蝕而不蝕。晉文王時為大將軍，大推史官不驗之負。史官答曰；「合朔之時，或有日掩月，或有月掩日。月掩日，則蔽障日體，使光景有虧，故謂之日蝕；日掩月，則日于月上過，謂之陰不侵陽，雖交無變。日月相掩必食之理，無術以知，是以嘗禘郊社，日蝕則接祭，是亦前代史官不能審蝕也。自漢故事，以為日蝕必當於交。每至其時，申警百官，以備日變。故《甲寅詔》有備蝕之制，無考負之法。古來黃帝、顓頊、夏、殷、周、魯六歷，皆無推日蝕法，但有考課疏密而已。負坐之條，由本無術可課，非司事之罪。」乃止。

晉武帝咸寧三年、四年，並以正旦合朔卻元會，改魏故事也。晉元帝太興元年四月合朔，中書侍郎孔愉奏曰：「《春秋》日有蝕之，天子伐鼓于社，攻諸陰也。諸侯伐鼓于朝，臣自攻也。案尚書符，若日有變，便伐鼓于諸門，有違舊典。」詔曰：「所陳有正義，輒敕外改之。」

至康帝建元元年，太史上元日合朔，朝士復疑應卻會與否。庾冰輔政，寫劉劭議以示八坐，于時有謂劭為不得禮意，荀文若從之，是勝人之一失。故蔡謨遂著議非之曰：「劭論災消異伏，又以慎、灶猶有錯失，太史上言亦不必審，其理誠然也。而云聖人垂制，不為變異豫廢朝禮，此則謬矣。災祥之發，所以譴告人君，王者所重誡。故素服廢樂，退避正寢，百官降物，用幣伐鼓，躬親而救之。夫敬誡之事，與其疑而廢之，寧慎而行之。故孔子、老聃助葬于巷黨，以喪不見星而行，故日蝕而止柩，曰安知其不見星也。今史官言當蝕，亦安知其不蝕乎？夫子、老聃豫行見星之防，而劭廢之，是棄聖賢之成規也。魯桓公壬申有災，而以乙亥嘗祭，《春秋》譏之。災事既過，猶退懼未已，故廢宗廟之祭；況聞天眚將至，行慶樂之會，于禮乖矣。《禮記》所云『諸侯入門不得終禮者』，謂日官不豫言，諸侯既入，見蝕乃知耳；非先聞當蝕，而朝會不廢也。別此，可謂失其義指。劉劭所執者《禮記》也；夫子、老聃巷黨之事，亦《禮記》所言，復違而反之，進退無據。荀令所善，漢朝所從，遂使此言至今見稱，莫知其謬。後來君子，將擬以為式，故正之云爾。」於是冰從眾議，遂以卻會。至永和中，殷浩輔政，又欲從劉劭議不卻會。王彪之據咸寧、建元故事，又曰：「《禮》雲，諸侯旅見天子，不得終禮而廢者四，自謂卒暴有之，非為先存其事而徼幸史官推術繆錯，故不豫廢朝禮也。」於是又從彪之，相承至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