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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向急進主義的逐漸發展有兩個根源：一方面是從關於快樂和痛苦的計算推出來的一種平等信念；另一方面是把一切事情都付諸他所理解的理性去裁定，這樣一個百折不撓的決心。他對平等的愛好在早年曾經促使他主張人的財產由兒女均分，反對遺囑自由。在晚年，這又促使他反對君主制和世襲貴族政治，倡導包括婦女有投票權的徹底民主制。他不肯抱沒有理性根據的信念，因而他排斥宗教，包括信仰上帝；
因而他對法律中荒唐和破格的地方，不管其歷史起源多麼古老，都抱著尖鋭的批判態度。他不願意拿任何事情是傳統的為理由來原諒這件事。他從青年時代初期起就反對帝國主義，不論是英國人在美洲推行的帝國主義，或是其他民族的帝國主義；他認為保有殖民地是一件蠢事。
由於詹姆士‧穆勒的影響，才使邊沁在實際政治上採取一定的立場。詹姆士‧穆勒比邊沁小二十五歲，他是邊沁學說的熱誠信徒，然而也是一個積極的急進主義者。邊沁贈給穆勒一所房子（這所房子以前曾屬於密爾頓），而且在他編寫一部印度史的時候給他經濟上的幫助。這部歷史完成後，東印度公司給了詹姆士‧穆勒一個職位；後來東印度公司也聘任了他的兒子，一直到由於印度暴動的結果而撤銷它時為止。詹姆士‧穆勒非常欽佩孔多塞和愛爾維修。他和那個時代的所有急進主義者一樣，信服教育萬能。他在他的兒子約翰‧斯圖亞特‧穆勒身上實踐自己的學說，其結果有好有壞。
最重大的壞結果是，約翰‧斯圖亞特甚至在發覺了他父親的見解一向很狹隘的時候，也決無法完全擺脫掉他父親的影響。
詹姆士‧穆勒和邊沁一樣，認為快樂是唯一的善，痛苦是唯一的惡。但是他又像伊壁鳩魯，最看重適度的快樂。他認為知識上的樂趣是最高的樂趣，節制是首要的美德。他的兒子說：「‧激‧烈‧的‧事‧物在他說來是輕蔑非難的對象」，又補充說，他反對現代人的重感情。他和整個功利主義派一樣，完全反對各樣的浪漫主義。他認為政治可以受理性支配，並且指望人們的意見可以由證據來決定。如果論爭中的對立雙方以同等的技巧各陳己見，那麼萬無一失，過半數人會得出正確判斷——他這樣主張。他的眼界受到了他感情性質貧乏的限制，但是在他的限度以內，他具有勤勉、無私、講理性的長處。
他的兒子約翰‧斯圖亞特‧穆勒生於
1806年，他繼續奉行一種略有緩和的邊沁派學說直到
1873年逝世。
邊沁派完全缺乏動人感情的力量，若考慮到這一點，在整個十九世紀中期他們對英國的立法和政策的影響可算大得驚人了。
邊沁提出了種種議論，支持全體幸福即summumbonum （至善）這個看法。這些議論有的是對其它倫理學說的尖鋭批評。在他寫的論政治謬論的著作裡，用一種似乎講在馬克思前頭的言詞說，溫情道德和禁慾道德滿足統治階級的利益，是貴族政體的產物。他繼續說道，宣揚犧牲之道德的人並不是受謬見之害的人：他們是想要別人為他們而犧牲。他說，道德秩序是由利害平衡產生的結果。統治團體偽稱統治者和被統治者之間已經利害一致，但是改革家們指明這種一致還不存在，他們努力要使它實現。他主張只有效用原則能在倫理學和立法中當一個判斷標準，奠定一門社會科學的基礎。他支持他這條原則的明確理由主要是，這條原則實際是表面上相異的各種倫理學體系暗中含有的。不過，要給他對各種倫理學體系的概觀加上嚴格限制，他這話才似乎有道理。
邊沁的學說體系中有一處明顯的疏漏。假如人人總是追求自己的快樂，我們怎麼能保證立法者要追求一般人的快樂呢？邊沁自己的本能的仁慈心（他的心理學理論妨礙他注意到它）使他看不見這個問題。假使他受聘請為某個國家草擬一部法典，他會按照他所認為的公眾利益制訂他的提議，而不為了促進他個人的利益或（有意識地）促進本階級的利益。
但是，假使他認識到這個事實，他當初就不得不修改他的心理學學說了。他好像是這樣想的：通過民主政體，結合適當監督，可以控制立法者，使得他們只有憑自己對一般公眾有用處才能促進他們的私人利益。在當時，要給種種民主制度的作用下一個判斷，材料是不多的，所以他的樂觀主義也許還情有可原，但是在我們這個令人多幻滅感的時代，這種樂觀主義就似乎有點天真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