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愛爾維修（
1715—
71）很榮幸地讓他的著作《精神論》（DeL′Esprit）（
1758）遭到了索保恩大學的譴責，由絞刑吏焚燬。邊沁在
1769年讀了他的作品，立即下決心一生獻身于立法的原則。他說道：「愛爾維修之於道德界，正如培根之於自然界。因此，道德界已有了它的培根，但是其牛頓尚待來臨。」詹姆士‧穆勒在對兒子約翰‧斯圖亞特的教育中，把愛爾維修當作典範。
愛爾維修信奉洛克的「心是tabularasa（白板）」的學說，他認為個人之間的差異完全是由於教育的差異：按每個人來說，他的才能和他的道德都是他所受的教導的結果。愛爾維修主張，天才常常出於偶然：假使當年莎士比亞沒有被發覺偷獵，他就會成為一個毛織品商人了。愛爾維修對立法的興趣來自這個學說：青年期的主要教導者是政體及由此而生的風俗習慣。人生來是無知的，卻不是愚鈍的；教育把人弄得愚鈍了。
在倫理學上，愛爾維修是功利主義者；他認為快樂就是善。在宗教方面，他是一個自然神論者，是激烈反教權的人。
在認識論上，他採取洛克哲學的一種簡化講法：「由於洛克的教導，我們知道我們的觀念，從而我們的精神，是賴感官得來的。」他說，身體的感性是我們的行動、我們的思想、我們的感情和我們的社交性的唯一原因。關於知識的價值，他與盧梭意見極不一致，因為他對知識評價非常高。
他的學說是樂觀主義的學說，因為要想使人成為完善的人，只需要有完善的教育。他暗示，假使把教士除掉，完善的教育是容易求得的。
孔多塞（
1743—
94）的見解和愛爾維修的見解相仿，但是受盧梭的影響比較多。他說，人權全部是由下述這一條真理推出來的：人是有感覺的生物，是可以作推理和獲得道德觀念的，可見人不能夠再分成治者與被治者，說謊者與受騙者。「這種原則，高潔的悉尼為它獻出了生命，洛克把他的名字的威信寄附在它上面，後來由盧梭發揮得更加精嚴。」他說，洛克最先指出了人類認識的限度。他的「方法不久就成為所有哲學家的方法，正是由於把這個方法應用到倫理學、政治學和經濟學上，他們終於能夠在這些學問裡走了和自然科學几乎同樣可靠的道路。」
孔多塞非常讚賞美國獨立戰爭。「簡單的常識教導了英國殖民地的居民，在大西洋彼岸出生的英國人和在格林尼治子午線上出生的英國人持有完全相同的權利。」他說，美國憲法以人的天然權利為基礎，美國獨立戰爭使涅瓦河到瓜達耳基維爾河的整個歐洲都知道了人權。不過，法國大革命的原則「比那些指導了美國人的原則更純正、精嚴、深刻」。這些話是當他躲開羅伯斯庇爾的耳目隱匿起來時寫的；不久以後他就被捕下獄了。他死在獄裡，但是死情不詳。
孔多塞是個信仰婦女平權的人。他又是馬爾薩斯的人口論的首創者，可是這理論在他講來卻沒有馬爾薩斯講的那些黯澹的結論，因為他的人口論和節育的必要是同時並提的。馬爾薩斯的父親是孔多塞的門徒，這樣馬爾薩斯才知道了人口論。
孔多塞比愛爾維修還要熱狂，還要樂觀。他相信，由於法國大革命的原則普遍流傳，所有的主要弊病不久全會化為烏有。他沒活到
1794年以後，也許是他的幸運。
法國的革命哲學家們的學說減低了熱狂性並且大大精嚴化之後，由哲學上的急進派帶到了英國，這派人中邊沁是公認的首領。最初，邊沁几乎專注意法學；隨着他年紀大起來，逐漸他的興趣擴大了，他的見解日益帶顛覆性。
1808年以後，他是一個共和主義者、婦女平權的信奉者、帝國主義之敵和不妥協的民主主義者。這些意見中有若干他得自詹姆士‧穆勒。兩人都相信教育萬能。邊沁採取「最大多數人的最大幸福」原則當然是出於民主感情，但是這一來就勢必要反對人權說了，所以他直率地把人權說叫作「瞎說八道」。
哲學上的急進派跟愛爾維修和孔多塞之類的人有許多地方是不同的。從氣質上講，他們是有耐性的人，喜歡詳細制定自己的理論。他們非常側重經濟學，相信自己把經濟學當作一門科學發展起來了。在邊沁和約翰‧斯圖亞特‧穆勒，存在着偏于熱狂的傾向，但是在馬爾薩斯或詹姆士‧穆勒則不存在；熱狂傾向被這門「科學」嚴格制止住，特別是被馬爾薩斯對人口論的黯澹講法嚴格制止住了，因為按照馬爾薩斯的講法，除在瘟疫剛過後以外，大部分僱傭勞動者的所得必定總是可以維持自己及家族生存的最低數目。邊沁主義者和他們的法國前輩之間的另一個重大分歧點是，在工業化的英國，僱主和僱傭勞動者有劇烈的衝突，引起了工會主義和社會主義。在這種衝突中，邊沁主義者大體上說站在僱主一方反對工人階級。不過，他們的最後代表人物約翰‧斯圖亞特‧穆勒逐漸不再固執他父親的嚴峻教條，隨着他年紀的增長，他越來越不敵視社會主義，越來越不堅信古典經濟學是永久真理了。根據他的自傳，這個緩和化過程是由讀浪漫派詩人的作品開始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