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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培養善感性的那些人的想像中，窮人總都有幾塊祖留的田畝，靠自己的勞動產品過生活，無需乎對外交易。是的，他們總是在淒慘的境況裡把這些田畝逐漸失掉，因為上年紀的父親不能再勞動，狡媚的女兒又在害着癆傷症，奸惡的受抵押人或混賬的領主不是正準備攫走田畝，就是準備着奪去女兒的貞操。在浪漫主義者看來，窮人決不是都市裡的，決不是工業界的；「無產階級」是個十九世紀的概念，也許是同樣浪漫化了的，卻完全是另一種東西。
盧梭講求已經存在的善感性崇拜，使它有了一個要不然就不會具有的幅度和範圍。他是個民主主義者，不但按他的學說來講是，按他的趣味來講也是。他一生在長時期中是一個四處漂泊的窮漢，接受一些論窮困程度不過稍亞於他的人的好意照顧。他在行動上常常用糟到家的忘恩負義來回報這種關懷，但是在情感上，他的反應卻是最熱忱的善感性崇拜者所能想望的一切。他因為有流浪人的好尚，覺得巴黎社交界的種種拘束讓人厭膩。浪漫主義者們跟他學會了輕蔑習俗束縛——最初是服裝和禮貌上的、小步舞曲和五步同韻對句上的習俗束縛，然後是藝術和戀愛上的習俗束縛，最後及于傳統道德的全領域。
浪漫主義者並不是沒有道德；他們的道德見識反倒鋭利而激烈。但是這種道德見識依據的原則卻和前人向來以為良好的那些原則完全不同。從
1660年到盧梭這一段時期，充滿了對法國、英國和德國的宗教戰爭和內戰的追憶。大家深深意識到混亂擾攘的危險，意識到一切激烈熱情的無政府傾向，意識到安全的重要性和為達到安全而必須作出的犧牲。謹慎被看成是最高美德；理智被尊為對付破壞性的熱狂之輩頂有力的武器；優雅的禮貌被歌頌成抵擋蠻風的一道屏障。牛頓的宇宙井然有序，各行星沿著合乎定則的軌道一成不變地繞日迴轉，這成了賢良政治的富於想像性的象徵。表現熱情有剋制是教育的主要目的，是上流人最確實的標記。在法國大革命當中，浪漫主義前的貴族們默不作聲地死去；羅蘭夫人和丹敦是浪漫主義者，死時伴隨有華美的辭句。
到盧梭時代，許多人對安全已經厭倦，已經開始想望刺激了。法國大革命和拿破崙讓他們把刺激足足嘗個飽。當
1815年政治界回歸平靜的時候，這又是那麼死氣沉沉、那麼僵硬刻板、與一切蓬勃生活那麼敵對的一種平靜，只有喪魂落魄的保守派耐得住。因此，像太陽王治下的法國與法國大革命時代前的英國特有的那種在思想上預設現狀不存在了。
十九世紀時對神聖同盟體制的反抗分兩種。一方面，有既是資本家的又是無產階級的工業主義對君主制和貴族政治的反抗；這種反抗几乎完全沒沾到浪漫主義，而且在許多方面又返回十八世紀。這種運動以哲學上的急進派、自由貿易運動和馬克思派社會主義為代表。與此完全不同的是浪漫主義的反抗，它有的地方是反動的，有的地方是革命的。浪漫主義者不追求和平與安靜，但求有朝氣而熱情的個人生活。他們對工業主義毫無好感，因為它是醜惡的，因為苦心斂財這件事他們覺得與不朽人物是不相稱的，因為近代經濟組織的發展妨害了個人自由。在革命後的時代，他們通過民族主義逐漸進到政治裡：他們感覺每個民族有一個團體魂，只要國家的疆界和民族的界限不一樣，團體魂就不可能自由。在十九世紀上半期，民族主義是最有聲勢的革命原則，大部分浪漫主義者熱烈支持它。
浪漫主義運動的特徵總的說來是用審美的標準代替功利的標準。蚯蚓有益，可是不美麗；老虎倒美，卻不是有益的東西。達爾文（非浪漫主義者）讚美蚯蚓；佈雷克讚美老虎。
浪漫主義者的道德都有原本屬於審美上的動機。但是為刻畫浪漫主義者的本色，必須不但考慮審美動機的重要，而且考慮趣味上的變化，這種變化使得他們的審美感和前人的審美感不同。關於這方面，他們愛好哥特式建築就是一個頂明顯的實例。另外一個實例是他們對景色的趣味。約翰生博士（Dr．Johnson）對江浦街比對任何鄉村風光更喜愛，並且斷言凡是厭膩倫敦的人一定厭膩生活。盧梭以前的人假使讚賞鄉間的什麼東西，那也是一派豐饒富庶的景象，有肥美的牧場和哞哞叫着的母牛。盧梭是瑞士人，當然讚美阿爾卑斯山。
在他的門徒寫的小說及故事裡，見得到洶湧的激流、可怕的懸崖、無路的森林、大雷雨、海上風暴和一般講無益的、破壞性的、兇猛暴烈的東西。這種趣味上的變化多少好像是永久性的：現在差不多人人對尼亞加拉瀑布和大峽谷比對碧草蔥蘢的牧原和麥浪起伏的農田更愛好。關於人對風景的趣味，遊客旅館本身供給了統計上的證據。
浪漫主義者的性情從小說來研究最好不過了。他們喜歡奇異的東西：幽靈鬼怪、凋零的古堡、昔日盛大的家族最末一批哀愁的後裔、催眠術士和異術法師、沒落的暴君和東地中海的海盜。菲爾丁（fielding）和斯摩萊特（Smolleit）寫的是滿可能實際發生的情境裡的普通人物，反抗浪漫主義的那些現實派作家都如此。但是對浪漫主義者來說這類主題太平凡乏味了；他們只能從宏偉、渺遠和恐怖的事物領受靈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