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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狀態有個重大缺陷，當存在這種狀態期間，人要保衛他的權利必須依賴自己，所以人人是自己的訟案中的法官。
對這個弊害，政治正是救治手段，但它不是‧自‧然‧的手段。據洛克說，人脫離自然狀態，是靠一個創立政府的契約。並不是任何契約都結束自然狀態，唯有組成一個政治統一體的契約如此。各獨立國政府現下彼此間正處于自然狀態之中。
在一段大概針對著霍布士的文字中，洛克講自然狀態和戰爭狀態不是一回事，倒比較近乎它的反面。洛克在以盜賊可視為對人開戰為根據，說明了殺賊的權利之後，說道：
「于此就看到一種明白的區別，『自然狀態與戰爭狀態的區別，』這兩個狀態儘管有些人把它們混為一談，但是相去之遠猶如一個和平、親善、相互扶助和保護的狀態，與一個敵對、仇惡、暴力和相互破壞的狀態彼此相去之遠一樣。」
大概自然‧法應該看成比自然‧狀‧態範圍要廣，因為前者管得着盜賊和兇殺犯，而在後者裡面卻沒有那種罪犯。至少說，這看法指出了一條路子，解決洛克的一個顯明的矛盾，那就是他有時候把自然狀態描繪成人人有德的狀態，又有些時候討論在自然狀態下為抵禦惡人侵犯，依正理可採取什麼作法。
洛克所說的自然法有些部分真令人驚訝。例如，他說正義戰爭中的俘虜依自然法為奴隷。他還說，天生來每人有權懲罰對他本身或他的財產的侵襲，甚至為此可以傷人性命。洛克沒附加任何限制，所以我如果抓到一個干偷鷄摸狗之事的人，依自然法顯然我有理由把他槍斃。
在洛克的政治哲學中，財產占非常顯著的地位，而且據他講，財產是設立民政政治的主要原因：
「人類結合成國家，把自己置於政治之下，其偉大的主要目的是保全他們的財產；在自然狀態中，為保全財產，有許多事情闕如。」
這套自然狀態與自然法之說，全部是在某個意義上清楚明了，但在另一個意義上甚是莫明其妙。洛克所想的是什麼，這倒明了；但是他如何會有了這種想法，那就不清楚了。由前文知道，洛克的倫理學是功利主義的倫理學，但是當他考察「權利」問題的時候，他卻不提出功利主義的意見。類似這樣的事情在法學家們所講授的全部法哲學中俯拾即是。‧法權可以下定義：籠統說來，一個人若能夠求法律保護不受損害，就謂之享有法權。人對自己的財產一般講有法權，但他假若持有（譬如說）違禁的大量可卡因，他對偷他的可卡因的人沒有法律救濟權。但是立法者總得決定創立什麼法權，於是自然就倚賴「自然」權利的概念，把這種權利作為法律應確保的權利。
現在我打算儘可能地用非神學的語言講一講類似洛克的那種理論。如果假定倫理學以及把行為分成「是」與「非」的分類，從邏輯上講先於現實法律，那麼便可能用不包含神話性歷史的說法來重新敘述這理論。為把自然法推論出來，我們不妨這樣提問題：在不存在法律和政治的情況下，某甲做了哪些類反對某乙的事，某乙便有正當理由對某甲報復？又在各種具體情況下，哪類報復算得正當？一般認為，任何人為對抗旁人的懷有殺心的襲擊而自衛，必要時甚而至于把襲擊者殺死，也無可指責。他可以同樣保衛他的其子兒女，或者簡直可以保衛一般大眾裡的任何一員。在這種事情上，假使尚未召來警察的援助以前，被襲擊者會死掉（這也是多半會發生的事），那麼，存在着禁殺人的法律與題毫不相干。所以我們就得仰賴「自然」權利。人也有權保衛個人的財產，雖然關於在正當範圍內可以加給盜賊如何程度的傷害，意見不一。
在國與國之間的關係上，就像洛克所說的，「自然」法是適用的。在什麼情勢下戰爭謂之正當？只要任何國際政府還不存在，這問題的答案就不是法學上的答案，而純粹是倫理上的答案。回答這個問題，必定要和就無政府狀態下的個人說來一樣回答法。
法的理論總要以個人的「權利」應受國家保護這種見解作依據。換句話說，人如果蒙受據自然法的原則有正當理由進行報復的那類傷害，成文法應當規定報復該由國家來實行。
假如你見某人襲擊你的弟兄，要殺害他，如果用其它辦法救不了你的弟兄，你有權把這人殺死。在自然狀態下，若有人殺害你的弟兄已遂，你有權殺死他——至少洛克認為如此。但是如果有法律在，你喪失這個權利，因為它由國家接過去了。
假如你為了自衛或保衛旁人而殺人，你總得向法庭證明這是殺人的理由。
那麼，僅就道德律獨立在成文法規之外來說，不妨把「自然法」看作就等於道德律。好法律同壞法律假如要有什麼區別，非有這種道德律不可。對洛克來說，問題簡單，因為道德律已由神制定下了，在《聖經》裡找得到。這個神學根據一撤掉，問題就比較棘手。但是隻要認為正當行為與不正當行為之間有道德上的區別，我們可以這樣講：在沒有政府的社會裡，由自然法來決定哪種行為在道德上算正當，哪種行為不正當；成文法在可能範圍內應該以自然法為指針，傳自然法的精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