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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人耳目的變故、有趣的細情、珍聞、怪事，從來也不夠滿足這些人的慾望。」然而最初他們並不在現實世界裡，卻在故紙堆中尋求這種東西。埃拉斯摩雖然對世界情況有興趣，但是不會生啖消化，必須先經過拉丁語或希臘語的加工炮製，他才能同化吸收。對旅行人的經歷見聞要打幾分折扣，而普林尼書中載的什麼奇蹟絶物倒深信不疑。不過，人的好奇心逐漸從書本轉移到現實世界裡；大家不再注意古典作家筆下的野人奇獸，而對實際發現的野人和奇獸發生了興趣。加利班來源出於蒙台涅，蒙台涅的食人生番出於旅行人。「食人族和頭生在肩膀下面的人」，奧賽羅曾眼見過，不是從古代流傳下來的話。
這樣，文藝復興時代人的好奇心就從向來文學性的漸漸轉成科學性的。好一股新事實的洪流排山倒海而來，人們起初只能讓這洪流挾持着往前湧進。那些老思想體系顯然錯了；
亞里士多德的物理學、托勒密的天文學、以及蓋蘭的醫學，再勉強擴展也不能包括已有的種種發現。蒙台涅和莎士比亞滿足於混亂：從事新發現其樂無窮，而體系乃是從事新發現的死敵。一直到十七世紀，人們構造思想體系的能力才趕上關於各種事實的新知識。不過所有這些話扯得離埃拉斯摩遠了，對他來講，哥倫布不如阿戈船航海者有意思。
埃拉斯摩的文字癖深到無可救藥、恬不知恥。他寫了一本書叫《基督徒士兵須知》（Enchiridionmilitischristiani），奉告未受過教育的軍人，說他們應該讀聖經，還要讀柏拉圖、安布洛斯、傑羅姆和奧古斯丁的著作。他編成一部包羅宏富的拉丁語格言集，在後幾版中又增補許多希臘語格言；他的本旨是想讓人能夠把拉丁語寫得合拉丁語用法習慣。他作了一本異常成功的《對話》（Colloguies）書，教人如何用拉丁語敘談木球戲一類的日常事情。這在當時的用途或許比現在顯得要大。那時候拉丁語是獨一無二的國際用語；巴黎大學的學生來自西歐各地，說不定常常遇上這種事：兩個學生能用來進行交談的語言只有拉丁語。
宗教改革以後，埃拉斯摩起先住在盧凡（Louvain），當時盧凡還守着十足的舊教正統；後來他住在巴澤爾（Basel），那裡已經改奉新教。雙方各自儘力羅致他，但是籠絡很久無功效。如前文所說，他對教會弊端和教皇的罪惡曾經表示過激烈意見；在
1518年，也正是路德叛教那年，他還發表一個叫《吃閉門羹的尤理烏斯》（Ju－liusExclusus）的諷刺作品，單寫尤理烏斯二世進天國未成。但是路德的強暴作風惹他生厭，而且他也憎惡鬥爭；最後他終於投身到舊教一邊。
1524年他寫了一個維護自由意志的著作，而路德信奉奧古斯丁的見解更誇大渲染，否定自由意志。路德的答辯蠻橫凶狠，逼得埃拉斯摩進一步倒向反動。從這時直到他老死，他的聲望地位江河日下。他素來總是膽弱心怯，而時代已經不再適合懦夫了。對於正直的人，可抉擇的光榮道路只有殉教或勝利。他的朋友托馬斯‧莫爾爵士被迫選擇了殉教，埃拉斯摩說：「要是當初莫爾根本沒惹那危險事，神學上的問題留給神學家去管多好。」埃拉斯摩活得太長，進入了一個新善新惡——英雄骨氣和不容異己——的時代，這兩樣哪一樣也不是他能夠學會的。
托馬斯‧莫爾爵士（
1478—
1535）論為人比埃拉斯摩可佩得多，但是從影響看，地位卻差得遠。莫爾是人文主義者，但也是個虛心深誠的人。他在牛津大學時，着手學習希臘語，這在那時候很不尋常，因此他被人當成對意大利的不信者表好感。校當局和他的父親大為不滿，他於是被牛津大學革除。
隨後他迷上卡爾圖斯教團，親身實踐極端的苦行生活，尋思加入這個教團。正當這時，他初遇埃拉斯摩，分明是因為埃拉斯摩的影響，他踟躕沒有走這一步。莫爾的父親是個法律家，他決定也從事父親的這行職業。
1504年他作了下院議員，帶頭反對亨利七世增課新稅的要求。在這事上他成功了，但是國王激怒得發狂；他把莫爾的父親投進倫敦塔，不過，納款一百鎊後又釋放出來。
1509年英王逝世，莫爾再操法律業，並且得到亨利八世的寵信。他在
1514年受封爵士，被任用參與各種外交使團。亨利八世屢次召請他進宮，但是莫爾總不去；最後，國王不待邀請，自己到他在徹爾西（Chelsea）的家中，和他一同進餐。莫爾對亨利八世並不存幻想；有一次人家祝賀他受國王的愛顧，他回答：「假使我莫爾的人頭真會讓他得到一座法國城池，這顆頭準得落地。」
武爾濟倒敗時，國王任命莫爾為大法官來接替他。和通常慣例相反，莫爾對訴訟當事人的餽贈一概回絶。他不久就失寵，因為亨利八世為了娶安‧布琳（AnneBoleyn），決意離棄阿拉貢的凱薩林（CatherineoeAragon），莫爾堅定不移地反對這樁離婚案。他於是在
1532年辭官。莫爾去職後，每年僅有錢一百鎊，由此可見他在任時的剛直清廉。儘管莫爾與國王意見不和，亨利八世仍舊邀請他參加他與安‧布琳的婚禮，但是莫爾不接受邀請。
1534年，亨利八世設法讓國會通過「至權法案」，宣佈他（而非教皇）是英國教會的首領。
在這項法案之下規定必須作一次「承認至權宣誓」，莫爾拒絶宣誓；這只是近似叛逆，罪不該死。然而又憑着極靠不住的證詞，證明他說過國會根本‧不‧能讓亨利當上教會領袖的話；按這項證據，他被判成大逆犯，斬首處決。他的財產移交給伊麗莎白公主，公主把它一直保存到她逝世的一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