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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用「黑暗時期」這一詞彙來概括公元
600年到公元
1000年這一段時期意味着我們過分着重了西歐。這一時期，適值中國的唐朝，也就是中國詩的鼎盛時期，同時在其他許多方面也是一個最為出色的時期。從印度到西班牙，盛行着伊斯蘭教光輝的文明。這時舉凡基督教世界的損失不但不意味着世界文明的損失，而且正好是恰恰相反。當時沒有人能想象西歐在武力與文化方面會在以後躍居于支配地位。對於我們來說好象只有西歐文明才是文明，但這卻是一種狹隘的見解。我們西歐文明中大部分文化內容是來自地中海東岸，來自希臘人和猶太人的。論及武力：西歐占優勢的時期起自布匿戰爭到羅馬的衰亡——約為公元前
200年到公元後
400年間的六個世紀。此後在武功方面便再沒有任何一個西歐國家能與中國、日本或回教國家相提並論了。
自從文藝復興以來，我們的優越性一部分須歸功于科學和科學技術，一部分須歸功于在中世紀裡慢慢建立起來的政治制度。從事物的性質方面來看，這種優越性，是沒有理由持續下去的。俄國、中國和日本，在當前的大戰中顯示了很大軍事力量。所有這些國家都把西方國家的技術和東方的意識形態——拜占庭、儒教或神道的意識形態結合在一起。印度如果獲得解放，也將貢獻出另一東方的因素。假如文明繼續下去，在未來的幾個世紀裡，文明必將呈現文藝復興從來從來未有的多樣性。有一種比政治的帝國主義還要難於克服的文化帝國主義。西羅馬帝國滅亡許久以後——甚至到宗教改革為止——所有歐洲文化都還保留着一抹羅馬帝國主義色彩。現在的文化，對我們來說，是具有一種西歐帝國主義氣味的。在當前的大戰之後，假如我們打算在世界上生活得更舒適，那末我們就必須在思想中不僅承認亞洲在政治方面的平等也要承認亞洲在文化方面的平等。我不知道，這種事將要引起什麼變化，但是我確信，這些變化將具有極其深刻和極其重要的意義。
第八章
約翰‧司各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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約翰‧司各脫，或約翰奈斯‧司各脫斯，有時更附以厄裡烏根納或厄里根納字樣，是公元九世紀最令人驚異的人物。假如他生在公元五世紀或十五世紀，他也許不至使人這樣驚訝。他是一個愛爾蘭人，一個新柏拉圖主義者，一個傑出的希臘學學者，一個斐拉鳩斯教派，和一個泛神論者。他的大部分生涯是在法蘭西國王，禿頭王查理的庇護下度過的。
他雖誠然距離正統教義遠甚，但就我們所知卻避過了迫害。他把理性置於信仰之上，並絲毫不介意教士們的權威；而他們為瞭解決自己的爭論，反而要求過他的仲裁。
為了理解這樣一個人物的出現，我們必須首先注意聖帕垂克以後數百年內的愛爾蘭文化。姑且不論聖帕垂克是英格蘭人這一令人不快意的事實，尚有兩項其他几乎同樣令人不快意的事情：首先，在聖帕垂克到達愛爾蘭之前，那裡已經有了基督徒；其次，不管他為愛爾蘭基督教作出了多大貢獻，愛爾蘭文化並不起因於他（據某高盧人作家說）。當阿替拉以及哥特人、凡達爾人和阿拉里克相繼入侵高盧地方時：「大海這邊所有碩學之士都逃往海外各地，特別是愛爾蘭，不管他們逃往哪裡，他們便給那裡的居民帶來巨大的學術進步。」
假如這些人中有誰前往英格蘭避難，盎格魯人、撒克遜人和玖特人必將把他們消滅盡淨；然而那些去到愛爾蘭的人卻與傳教士結合在一起，成功地傳播了在歐洲大陸逐漸消亡的大量知識與文明。我們有充分理由相信，公元六世紀、七世紀和八世紀間，愛爾蘭人當中尚殘存着希臘語文知識，以及對拉丁古典著作的相當學識。②英格蘭自從坎特伯雷大主教狄奧多時代起就通曉了希臘語文。狄奧多本人是個希臘人，曾受教於雅典；在英格蘭北方則可能是由於愛爾蘭籍傳教士的教導而通曉了希臘語文。蒙塔格‧詹姆士說：「公元七世紀下半期，渴望知識最殷切、教學工作開展得最活躍的地方是愛爾蘭。在愛爾蘭，拉丁語文（希臘語文稍差）的研究是以學者觀點進行的……他們首先為傳教的熱誠所驅使，繼而又迫于愛爾蘭家鄉的困難情況，乃大舉遷徙到歐洲大陸，從而為輓救他們早已尊崇的殘缺的文獻作出了貢獻。」奧克撒爾的海爾利克在公元
876年敘述愛爾蘭學者們的遷徙時說：「愛爾蘭連同其哲學家們不顧海上的危險，几乎是集體遷移到我國的海岸。所有最博學的人都注定要應賢王索羅門——意指，禿頭王查理——的延攬，自願地走上了流亡之路。」
學者們每每被迫去過漂泊不定的生活。在希臘哲學的開始期，許多哲學家都是從波斯人那裡來的避難者；在哲學的末期，查士丁尼治下時，他們又變為逃往波斯人那裡去的避難者。公元五世紀時，有如我們所見，一些有學問的人為了逃避日耳曼人，從高盧逃到西歐諸島；在公元九世紀時，他們為了逃避斯堪地那維亞人又從英格蘭與愛爾蘭逃回高盧。
在現代，德國哲學家為了逃避他們的同胞甚至必須逃往更遠的西方。我真不曉得他們是否竟需要同樣長的時間才能重返家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