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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在本書中將要涉及的這一時期，不僅在哲學方面，即在其他方面也和其前後的各個時代有所不同。其中最顯著的一項，就是教會的權力。在中世紀期間，即大約自公元
400年起到公元
1400年為止，教會使哲學信念與社會的、政治的事務較前後時期結成更為密切的聯繫。教會是一個建立在一種教義上的社會組織，這種教義一部分是哲學的，另一部分則與聖史有關。教會藉著教義獲得了權力和財富。世俗的統治者雖然往往和教會發生衝突，但他們卻失敗了，因為大多數人，其中包括世俗統治者本身的絶大部分都深信天主教的真理。當時教會必須和羅馬與日耳曼的傳統作鬥爭。羅馬的傳統在意大利是根深柢固的，特別在法律家當中；日耳曼的傳統則在蠻族入侵後興起的封建貴族中最為得勢。然而經過了數世紀之久，這些傳統卻沒有一個顯示出足夠的力量來向教會進行一次成功的反抗；其主要原因在於這些傳統並沒有在任何適當的哲學中體現出來。
象我們當前所闡述的思想史，當論及中世紀的時候，是無法避免片面性的。除了極少數的例外，這一時期裡對當代精神生活有所貢獻的人都是些僧侶。中世紀的世俗中人建立一種強有力的政治經濟制度的過程相當緩慢，然而他們的活動在某種意義上卻是盲目的。在中世紀後期，產生了一種與教會文學迥乎不同的重要世俗文學；這種文學在一部通史中比在哲學思想史中需要加以更多的考察。在但丁以前，我們還未發現一個充分具有當代宗教哲學知識的世俗人從事寫作。一直到十四世紀為止，教士們名副其實地壟斷了哲學，所以哲學是從教會的立場寫出來的。因此，我們若不先就教會制度的成長，尤其是教皇制的成長，作一比較廣泛的敘述，那末我們就勢將無法理解中世紀思想。
中世世界與古代世界對比之下，是具有不同形式的二元對立的特徵的。有僧侶與世俗人的二元對立，拉丁與條頓的二元對立，天國與地上王國的二元對立，靈魂與肉體的二元對立等等。所有這一切都可以在教皇與皇帝的二元對立中表現出來。拉丁與條頓的二元對立是蠻族入侵的結果，其他的二元對立則有較為悠久的來源。中世紀僧俗的關係可以以撒母耳與掃羅的關係為範例；在阿利烏斯教派或半阿利烏斯教派帝王統治的時期裡產生了僧侶至上的要求。天國與地上王國之間的二元對立見于新約全書，但在聖奧古斯丁的著作《上帝之城》一書中系統化了。在柏拉圖的著作中可以找到靈魂與肉體的二元對立，這一理論曾被新柏拉圖主義者所強調；它不但在聖保羅的說教中占重要的地位，而且還支配了公元四世紀和五世紀的基督教禁慾主義。
天主教哲學被黑暗時代劃分為兩個時期，在這個時代裡西歐的精神活動几乎絶跡。自從君士坦丁改宗到鮑依修斯逝世為止，無論作為一個事實，或作為不久以前的一項回憶，羅馬帝國依然支配着基督教哲學家的思想。蠻族在這一時期裡，僅僅被認為是一種討厭的東西，而不被看作基督教世界中的一個獨立部分。這時仍然存在着一個文明社會，其中富有者人人都能讀書寫字，因此一個哲學家除了必須投合僧侶的心意，還必須投合俗人的心意。在這個時期與黑暗時代之間，即在公元六世紀末葉，出現了大格雷高裡，他雖然把自己當作拜占庭皇帝的臣下，但在對待蠻族國王的態度上卻非常倨傲。在他以後，在整個西方基督教世界中，僧俗間的分離越發顯著了。世俗貴族創造了封建制度，這種制度稍微穩定了當代的荒亂局面；僧侶們宣揚基督教的謙卑，但只有下層階級的人將其付諸實踐；異教的驕傲體現在決鬥、通過戰鬥進行裁判、比武以及個人報仇等方面，所有這一切雖為教會所憎惡，但卻無法防止。自十一世紀起，教會才千辛萬苦地從封建貴族制中獲得解放。而這一解放也正是歐洲擺脫黑暗時代的原因之一。
天主教哲學最初的偉大階段由聖奧古斯丁占統治地位，但在異教徒當中則由柏拉圖占統治地位。第二階段以聖托馬斯‧阿奎那為高峰，對他和他的繼承者來說亞里士多德的重要性遠遠超過了柏拉圖。然而，《上帝之城》中的二元論卻完整地延續下來。羅馬教會代表天城，而哲學家們在政治上則是維護教會的利益的。哲學所關心的是保衛信仰，並借助理性來和伊斯蘭教徒這樣一些不相信基督教啟示的確實性的人展開爭辯。哲學家們借助理性去反擊批評，不僅是以神學家的身分，而且是以旨在吸引任何教義信奉者的思想體系的發明家的身分。歸根結柢，訴諸理性也許是一種錯誤，然而在十三世紀時，這卻似乎是卓有成效的。
十三世紀這個似乎具有完備規模的綜合思想體系被許多不同的原因破壞了。其中最重要的一項恐怕是富商階級的成長，最初是在意大利，而後在其他地方。當時的封建貴族大多是無知的、愚蠢的和野蠻的；一般人民則傾向于羅馬教會，以為教會在智慧上、道德上、以及在與無政府狀態作鬥爭的能力上是超過了貴族的。然而新興的商人階級卻和僧侶們一樣聰慧，一樣通曉世俗事務，他們更能與貴族們分庭抗禮，作為公民自由的鬥士更受到城市下層階級的歡迎。民主風氣躍居顯著的地位，在協助教皇擊敗了皇帝之後，便着手把經濟生活從教會的束縛下解脫出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