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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這種字源學的方法,卻掩蔽了我們所得之於阿拉伯人的有關希臘哲學知識方面的東西;因為當歐洲重新研究哲學的時候,所需的術語都是采自希臘文或拉丁文的。阿拉伯人在哲學上作為註疏家,要比作為創造性的思想家更優越。對我們來說,他們的重要性就在於:唯有他們(而不是基督徒)才是只有在東羅馬帝國被保存下來了的那些希臘傳統的直接繼承人。在西班牙,以及在較小的程度上也在西西里,與回教徒的接觸才使得西方知道了亞里士多德;此外還有阿拉伯的數字、代數學與化學。正是由於這一接觸才開始了十一世紀的學藝復興,並引導到經院哲學。要到更晚得多的時候,從十三世紀以後,對希臘文的研究才使人能夠直接去翻閲柏拉圖與亞里士多德或者其他的古代希臘作家們的著作。但是假如阿拉伯人不曾保留下來這種傳統的話,那末文藝復興時代的人也許就不會感覺到復興古典學術的獲益會是那樣地巨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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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古代世界史》,卷二,第
255頁。
①見羅斯多夫采夫,《古代世界史》,卷二,第
332頁。
①nabob原意為印度王公,引申為一切從印度發財回來的人。——譯者
①可參閲庫蒙(cumont),《羅馬異教中的東方宗教》。
②安迪米昂(Endymion)希臘神話中的美少年。——譯者
③貝恩,《希臘哲學家》,卷二,第
226頁。
①吉朋,第六章。
①《古代世界史》,卷二,第
343頁。
①見亞‧約‧霍普金斯著,《煉丹術是希臘哲學的產物》,
1934年,哥倫比亞版。
第三十章
普羅提諾
新柏拉圖主義的創始人普羅提諾(公元
204-
270年)是古代偉大哲學家中的最後一個人。他的一生几乎是和羅馬史上最多災多難的一段時期相始終的。在他出世以前不久,軍隊已經意識到了自己的威力,就採用了視金錢報酬為轉移的辦法而推戴皇帝,然後又殺害皇帝以便再有機會重新出售帝國。這些念頭使得兵士們不能在邊境上進行防禦,於是日耳曼人便從北方、波斯人便從東方得以大舉入侵。戰爭與疫癘減少了大約羅馬帝國人口的三分之一;就連不曾被敵軍所侵佔的省區裡,賦稅的不斷增加與財源的不斷減少也造成了財政的崩潰。那些曾經是文化旗手的城市受到的打擊特別沉重,殷實的公民們大量地逃亡以躲避稅吏。要到普羅提諾既死之後,秩序才又重新建立起來,戴克里先和君士坦丁的強而有力的措施暫時地輓救了羅馬帝國。
這一切在普羅提諾的著作裡都沒有提到。普羅提諾擺脫了現實世界中的毀滅與悲慘的景象,轉而觀照一個善與美的永恆世界。在這方面,他和他那時代所有最嚴肅的人調格是一致的。對他們大家來說,(無論他們是基督教徒也好,還是異教徒也好,)實際的世界似乎是毫無希望的,惟有另一個世界似乎才是值得獻身的。對於基督教徒來說,這「另一個世界」便是死後享有的天國;對柏拉圖主義者來說,它就是永恆的理念世界,是與虛幻的現象世界相對立的真實世界。基督教的神學家們把這些觀點結合在一道,並且還又包括了大量普羅提諾的哲學。印澤教長在他那部關於普羅提諾的非常有價值的著作裡面,正確地強調了基督教所得之於普羅提諾的東西。他說,「柏拉圖主義是基督教神學有機結構的一個主要部分,我敢說沒有別的哲學能夠與基督教神學合作而不發生摩擦」。他又說,「要想把柏拉圖主義從基督教裡面剔出去而又不致于拆散基督教,那是完全不可能的事」。他指出聖奧古斯丁曾把柏拉圖的體系說成是「一切哲學中最純粹最光輝的」,又把普羅提諾說成是「柏拉圖再世」,並且如果普羅提諾生得再晚一點的話,只需「改動幾個字句,就是一個基督徒了」。按照印澤教長的說法,聖托馬斯.阿奎那「對於普羅提諾比對於真正的亞里士多德更為接近」。
因而普羅提諾作為塑造中世紀基督教以及天主教神學的一種影響來說,就有着歷史的重要性了。歷史學家在談到基督教的時候,必須很仔細地認識到基督教所經歷的種種重大的變化,以及基督教就在同一個時代裡也甚至可能採取的各種不同的形式。共觀福音書①裡所表現的基督教,几乎完全不懂得什麼形而上學。在這一方面,近代美國的基督教很象原始基督教;柏拉圖主義對一般美國人的思想感情是陌生的,大多數美國的基督徒也是更關心現世的責任以及日常世界的社會進步,而不是關心當人們對於塵世萬念俱灰時那些能夠慰藉人心的超世的希望。我並不是說教義方面的任何變化,而是說重點與興趣上的一種差異。一個現代的基督教徒,除非他能認識到這種差異是多麼地重大,否則便不能理解已往的基督教。既然我們的研究是歷史性的,我們就得探討已往一切世紀裡的有勢力的信仰,而在這些問題上我們便不可能不同意印澤教長所說過的有關柏拉圖與普羅提諾的影響的那些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