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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團結與個人自由，也象科學與宗教一樣，在一切的時期裡始終是處于一種衝突狀態或不安的妥協狀態。在希臘，社會團結是靠着對城邦的忠誠而得到保證的；即使是亞里士多德（雖則在他那時候亞力山大止在使得城邦成為過時的陳跡），也看不出任何其他體制能有更多的優點。個人自由因個人對城邦的責任而被縮減的程度，是大有不同的。在斯巴達，個人所享有的自由要和在現在的德國或俄國一樣地少；在雅典，則除了有時候有迫害而外，公民在最好的時代裡曾享有過不受國家所限制的極大的自由。希臘思想直到亞里士多德的時代為止，一直為希臘人對城邦的宗教熱誠與愛國熱誠所支配；它的倫理體系是適應于‧公‧民‧們的生活的，並且有着很大的政治成份在內。當希臘人最初臣服于馬其頓人，而後又臣服于羅馬人的時候，與他們獨立的歲月相適應的那些概念就不能再適用了。這就一方面，由於與傳統斷絶而喪失了蓬勃的生氣，而另一方面又產生了一種更為個人化的、更缺少社會性的倫理。斯多葛派認為有德的生活乃是一種靈魂對上帝的關係，而不是公民對國家的關係。這樣他們便為基督教準備了道路，因為基督教和斯多葛主義一樣，起初也是非政治性的，在它最初的三個世紀裡，它的信徒們都是對政府毫無影響的。從亞力山大到君士坦丁的六個半世紀裡，社會團結既不是靠哲學，也不是靠古代的忠誠，而是靠強力，最初是靠軍隊的強力，爾後則是靠行政機構的強力，才獲得保障的。羅馬軍隊、羅馬道路、羅馬法與羅馬官吏首先創立了，隨後又維繫了一個強大的中央集權的國家。沒有什麼是可以歸功于羅馬哲學的，因為根本就沒有什麼羅馬哲學。
在這個漫長的時期裡，從自由的時代所繼承下來的希臘觀唸經歷了一番逐漸轉化的過程。某些古老的觀念，尤其是那些我們認為最富於宗教色彩的觀念，獲得了相對的重要性；
而另外那些更富理性主義色彩的觀念則因為它們不再符合時代的精神，就被人們拋棄了。後來的異教徒們就是以這種方式整理了希臘的傳統，使它終於能夠被吸收到基督教的教義裡來。
基督教把一個早已為斯多葛派學說所包含了的、然而對古代的一般精神卻是陌生的重要見解給普及化了。我指的就是認為一個人對上帝的責任要比他對國家的責任更為必要的那種見解。象蘇格拉底和使徒們所說的「我們應該服從神更甚于服從人」的這種見解，在君士坦丁皈依基督教以後一直維持了下來，因為早期基督徒的皇帝們都是阿利烏斯教派傾向于阿利烏斯主義。當皇帝變成了正統的教徒以後，這種見解就中斷了。在拜占廷帝國它卻仍然潛存着，正如後來它在俄羅斯帝國一樣，俄羅斯帝國的基督教本是從君士坦丁堡傳來的①。但是在西方，天主教的皇帝們几乎是立即（除了高盧的某幾部分而外）就被異教徒的蠻人征服者所取而代之，於是宗教忠貞應優越於政治忠貞的思想就保存了下來，而且在某種程度上迄今依然保存着。
野蠻人的入侵中斷了西歐文明達六個世紀之久。但它在愛爾蘭卻不絶如縷，直到九世紀時丹麥人才摧毀了它；在它滅亡之前它還在那裡產生過一位出色的人物，即司各脫‧厄里根納。在東羅馬帝國，希臘文明以一種枯朽的形式繼續保存下去，好象在一所博物館裡面一樣，一直到
1453年君士坦丁堡的陷落為止。然而除了一種藝術上的傳統以及查士丁尼的羅馬法典而外，世界上並沒有什麼重要的東西是出自君士坦丁堡的。
在黑暗時代，自五世紀末葉至十一世紀中葉，西羅馬世界經歷了一些非常有趣的變化。基督教所帶來的對上帝的責任與對國家的責任兩者之間的衝突，採取了教會與國王之間的衝突的形式。教皇的教權伸展到意大利、法國與西班牙、大不列顛與愛爾蘭、德國、斯堪的那維亞與波蘭。起初，除了在意大利和法國南部以外，教皇對於主教們和修道院長們的控制力量本是很薄弱的；但自從格雷高裡第七的時代（十一世紀末）以來，教皇對他們就有了實際而有效的控制力量。從那時候起，教士在整個西歐就形成一個受羅馬指揮的單一組織，巧妙地而又無情地追逐着權勢；一直到公元
1300年以後，他們在與世俗統治者的鬥爭之中通常總是勝利的。教會與國家之間的衝突不僅是一場教士與俗人的衝突。同時也是一場地中海世界與北方蠻族之間的衝突的重演。教會的統一就是羅馬帝國統一的反響；它的禱文是拉丁文，它的首腦人物主要是意大利人西班牙人和南部法國人。他們的教育（當教育恢復起來之後）也是古典的；他們的法律觀念和政府觀念在馬爾庫斯‧奧勒留皇帝看來要比近代的君主們看來恐怕更容易理解。教會同時既代表着對過去的繼續，又代表着當時最文明的東西。
反之，世俗權力則掌握在條頓血統的王侯們的手中，他們企圖儘力保持他們從日耳曼森林裡所帶出來的種種制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