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眾所周知，古代人把謙遜看作一種美德。在浪漫主義思潮和法國大革命的影響下，這種觀點被許多人遺棄了，而支配一切的激情得到了讚美，哪怕這種激情是毀滅性的、反社會的，正象拜倫式的英雄們所具有的一樣。然而，古人顯然是對的，在完美的生活中，各種不同的活動之間必須保持着一定的平衡，任何一種活動都不能被推至極端，以至于其它活動都開展不了。塑谷之徒放棄其它一切快樂，只追求食慾的滿足，這樣他們的生活中總的幸福便減少了許多，不僅吃喝的快樂會犯這種過度的毛病，其它的快樂有時也有這種情況。
約瑟芬皇后在服裝方面就是一個暨谷之徒。起初，拿破崙雖然對之頗有微詞，但還是為她付帳，最後，拿破崙不得不告訴她必須學會節制，他以後只能為她付合理帳單。當約瑟芬收到一張帳單時，首先是感到不知所措，但她很快地想出了一條計策。她找軍事大臣，要求從軍事款中間為她付清這筆帳。
軍事大臣懼怕皇后革去自己的軍職，所以只好照辦不誤，結果法國因此失去了熱那亞。有些書便是這麼說的，雖然在此我不想證明這故事的真實性。不管這故事是真實的，還是誇張的，但它足以向我們表明，一個有條件嗜好服裝的女人，她會走得多遠！嗜酒任和慕男狂便是同類中的最好例子。這些事情的根源是相當清楚的，我們所有不同的愛好和願望必須適合于生活的總框架，如果它們要成為幸福的源泉，它們就得與健康的要求相一致，與我們鍾愛的人的情感相一致，與我們生活于其中的社會相一致。
有些強烈的愛好能使人無止境地沉溺于其中而不至于超過限度，有些則不然。試以一個愛下棋的人為例。如果這個人是一個有獨立經濟來源的單身漢，那麼他不必限制這一強烈的愛好。但如果他有妻有幾，又無自立的能力，那麼他肯定會對此加以限制。
即使嗜酒狂和委瑣之徒沒有社會的約束，從注重自身利益的角度看來，他們也是不明智的，因為他們的嗜好與人的健康的要求背道而馳，短暫的快樂只能留下無盡的痛苦。任何不同的嗜好，如果不讓它成為痛苦的根源的話，就必須讓它處于由某些特定的東西所構成的框架之內，這些特定的東西就是：健康；對自身才能的總看法；有支付必需品的足夠收入；最根本的社會義務，如撫養妻兒老小；等等。一個人，如果為了下棋便犧牲了上述種種特定之物，從根本上說，便和嗜酒狂一樣糟糕。但我們對這樣的棋迷並沒有嚴加責備，其唯一的原因可能是：這樣的人並不多見，而且只有才智超群的人才可能會迷戀如此高深的智力娛樂。
希臘節制的準則實際上可被運用於這些事情上，這種準則認為，一個白天幹活時也想到晚上的棋盤的棋迷是幸運的，但是，一個為了整天下棋而擱下工作的棋迷便是無節制的表現。據書記載，在托爾斯泰年輕的靈魂未得再生的時候，他因為在戰場上的英勇表現而被授予陸軍十字勛章。但是到頒獎那一天，他卻沉迷于一盤棋，竟然決定不會出席授獎儀式。在這件事上，我們很難說托爾斯泰有什麼過錯，因為對他來說，他是否獲得陸軍勛章實在是無關緊要的。
不過如果一個小人物這麼做，那或許就是一件傻不可言的事了。
作為對前面提出的準則的限定，那就應該承認，有些行為被看得如此高尚，以至于為它們犧牲所有的一切都是合理的了。一個人為了保衛自己的國家犧牲了自己的生命，哪怕遺下的妻子兒女們身無分文、無以度日，也是不受譴責的。人們也不會指責因期望某項重大科學或發明而埋頭干實驗，而使全家困苦不堪的人——條件是他最後取得了成功。但是，如果他沒有從他期望的發現或發明中得到成功的話，大家會把他說成是一個怪人。
這看上去是不公平的，因為在這種事業中，沒有誰能事先知道成功和失敗。在基督紀元的第一個干年內，一個追求聖徒式的生活而拋下家庭不管的人備受人們的稱讚，雖然時至今日，人們覺得他還應該給家裡準備點什麼。
我想，在感餐之徒與胃口健全者之間總是存在着某種深層次的心理差距。一個過分發展了單一慾望的人，往往具有一種根深蒂固的煩惱，他時刻在尋求躲避無法擺脫的恐懼。這種情形在嗜酒狂那兒是顯而易見的。這種人喝酒是為了遺忘，如果他們的生活中不存在幽靈般的恐懼，他們是不會以為爛醉如泥比神志清醒更令人快樂的。
正如傳說中的一位中國人所言：「要麼滴酒不沾，要麼一醉方休。」這正是嗜好的過度和單一的典型。在這種嗜好中，被追求的不是樂趣，而是忘卻。然而，以酗酒的方式獲得的忘卻，與發揮合乎需要的才能所獲得的忘卻是截然不同的。
鮑洛那位自學中文的朋友，也是為了擺脫喪妻的悲痛而去尋求忘卻，不過他的忘卻卻得自于一種毫無害處的活動。不僅如此，這項活動還豐富了他的智慧和見識。除了這種形式的躲避之外，其它的各種形式都不值得提倡。那些通過酗酒、賭博或其它任何形式的無益的快樂來忘卻的人，往往事與願違。
確實，還有種種中間的情形。如果一個瘋狂的人感到生活無聊之極，他上飛機或山頂去冒險，對此我們又能說什麼呢？如果他的冒險是為了某個公共利益目標，我們應該敬佩他；但如果並非如此，我們就不得不把他看得略勝於賭徒和酒鬼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