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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種人，在他們的罪行很難被人發現時，會把它忘掉，但是在這些罪行被發現、或者極有可能被人發現時，他們希望自己仍然保有品行的高貴，這時，他們就會感到自己罪惡的嚴重性。與這種想活密切相連的是擔心自已被逐出群體的恐懼。一個人玩牌時做了手腳，或者未能償還以信譽作保的賭債，一旦這些被人揭發出來，他本身便沒有理由來對大家的裁決表示反對了。在這一點上，他不像宗教改革者。
無政府主義者、革命家等人。後者堅定地相信，不管他們眼下的命運如何，未來是屬於他們的；現在他們受的折磨，將來一定會變成榮譽和補償。儘管他們受到人們的普遍敵視，他們並不感到自己有罪。但是一個完全接受和認同了社會道德準則的人，在他的行為與這些準則背道而馳，因而失去其社會地位時，會感受到極大的不幸，而對這一災難的恐懼，或者災難降臨時的痛苦感受，會輕易地使他認為自己的行為是有罪的。
但是負責感的最主要的形式還潛伏在更深處。負罪感的根源在於無意識層次，而且它不會由於對別人的反對意見的恐懼而顯露于意識層次。在意識層次，有些行為即使沒有絲毫經得起反思的原因，也被標示為罪惡。當一個人作出這些行動時，他感到不適，卻不知道為什麼會這樣。
他希望自己成為一個能夠擺脫自己所相信的那種罪惡的人。他只對那些他認為心靈純潔的人表示道德上的欽眼。他多少有些悔恨地認識到自己不可能成為一”聖人。確實是這樣，他那關於神聖的信念在日常生活中几乎是不可能實現的。
因此，他在生活中總帶著一種負罪感，覺得這世界最美好的一切都與自己無緣，對自己來說，生命中最光輝的時刻不過是去作傷感的懺悔的時候。
實際上這一切的根源都在於他六歲前從母親或保姆那裡受到的道德教育。在這之前他已經明白了，罵人是邪惡的，除了使用那種女人腔的語言，不應該講別的話；只有壞蛋才喝酒；吸煙和最高尚的品德是不相容的。他知道了一個人應該從不撒謊。而首先他知道了任何一種對性的興趣都是令人厭惡的。
他知道這一切都是他母親的看法，相信這一切都是造物主的旨意。對他來說，生活中最快樂的事情是得到母親的撫愛，如果母親淡漠疏忽的話，就是得到保姆的撫愛，而且這些抗愛，只有在他沒有作出罪惡的舉止、沒有違犯道德律令時；才能到享受到。因此，他慢慢學會了把模模糊糊覺得可怕的事情同他母親或保姆所反對的行為連在一起。等到他漸漸長大，他忘記了這一道德準則來自何處，以前對冒犯這一准則的懲罰是什麼。
但是，他並沒有拋棄這一准則，更沒有消除這種念頭：如果違反了這一准則，就會遇到可怕的事情。
嬰兒期的道德教育大多缺乏理性基礎，因而很難適用於普通人的普通行為。例如，一個講所謂的「粗話」的人，從理性的觀點看，就不一定比不講粗話的人更壞。但是實際上，任何一個想像為聖人的人都會認為禁止罵人是極重要的。然而從理性的角度看來，這是很愚蠢的。
同樣的情況還有飲酒和吸煙。談到飲酒，南方一些國家並不存在這個觀念，因為人人皆知上帝和他的門徒是喝酒的——這種想法還真有點不敬呢。至于說到吸煙，人們更易採取一種反對的立場，因為所有的大聖人根本不知香煙為何物，在這一點上任何理性的爭辯都是不可能的。認為聖人們都不會去吸煙的觀點是基于這樣一種看法，即說到底，聖人仍是不會為了快活享樂而去做某件事的。
一股道德中的這一禁慾主義因素几乎滲入了人的無意識之中，而且以各種方式起作用，使得我們的道德準則缺乏理性。在理性的道德中，只要不給別人也不給自己帶來痛苦，那麼給任何人，哪怕是給自己帶來快樂都是應予讚許的。如果我們拋棄了禁慾主義，那麼，一個會享受各種美好事物而又不帶消極後果的人，就是一個理想的道德高尚的人＿我們再來看說謊。我不否認世界上謊言太多這一事實，如果大家能多講真話，那對我們會更有好處。
但是我確實否認，而且我認為每一個有理性的人都會否認，說謊在任何情況下都是不正當的這一看法。有一次我在鄉間散步，一隻已經精疲力盡的狐狸仍然拚命地向前跑着。幾分鐘以後，我碰到獵人，他們問我有沒有看見那只狐狸，我說看見過；他們又問我，它朝哪個方向逃走了，我指了另一條路。我想要是我講了真話，我不會因此而成為一個更好的人。
早期的道德教育對於性觀念是一種危害。如果一個孩子由嚴厲的父母親或保姆加以傳統的教育，那麼等到六歲時，他已經牢固地樹立了犯罪和性器官的聯繫的觀念，這一切在他以後的生活中很難完全擺脫掉。當然，這一觀念又受到俄狄浦斯情結①的強化，因為兒童期最愛戴的女入是不可能與他發生任何自由的性關係的。其結果是，許多成年男子便認為女人因為性而墮落，因而他們對自己的妻子，除非她對性交表示厭惡，是不會尊重她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