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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書云：「佛氏又有常提念頭之說，其猶孟子所謂必有事，夫子所謂致良知之說乎？其即常惺惺，常記得，常知得，常存得者乎？于此念頭提在之時，而事至物來，應之必有其道。但恐此念頭提起時少，放下時多，則工夫間斷耳。且念頭放失，多因私慾客氣之動而始，忽然驚醒而後提。其放而未提之間，心之昏雜多不自覺。
今欲日精日明，常提不放，以何道乎？只此常提不放，即全功乎？抑于常提不放之中，更宜加省克之功乎？雖曰常提不放，而不加戒懼克治之功，恐私慾不去，若加戒懼克治之功焉，又為思善之事，而于本來面目又未達一間也。如之何則可？」
「戒懼克治」，即是「常提不放」之功，即是「必有事焉」，豈有兩事邪？此節所問，前一段已自說得分曉；末後卻是自生迷惑，說得支離，及有「本來面目，未達一間」之疑，都是自私自利將迎意必之為病。去此病，自無此疑矣。
來書云：「質美者明得盡，渣滓便渾化。如何謂明得盡？如何而能便渾化？」
良知本來自明。氣質不美者，渣滓多，障蔽厚，不易開明。質美者渣滓原少，無多障蔽，略加致知之功，此良知便自瑩徹，些少渣滓如湯中浮雪，如何能作障蔽？此本不甚難曉。原靜所以致疑于此，想是因一「明」字不明白，亦是稍有欲速之心。
向曾面論「明善」之義，明則誠矣，非若後儒所謂明善之淺也。
來書云：「聰明睿知果質乎？仁義禮智果性乎？喜怒哀樂果情乎？私慾客氣果一物乎？二物乎？古之英才若子房、仲舒、叔度、孔明、文仲、韓、范諸公，德業表著，皆良知中所發也，而不得謂之間道者，果何在乎？苟曰此特生質之美耳，則生知安行者，不癒于學知困勉者乎？愚意竊雲謂諸公見道偏則可，謂全無聞，則恐後儒崇尚記誦訓詁之過也。然乎？否乎？」
性一而已，仁義禮智，性之性也；聰明睿知，性之質也；喜怒哀樂，性之情也；私慾客氣，性之蔽也。質有清濁，故情有過不及，而蔽有淺深也。私慾客氣，一病兩痛。非二物也，張、黃、諸葛及韓、范諸公，皆天質之美，自多暗合道妙；雖未可盡謂之知學，盡謂之聞道，然亦自其有學，違道不遠者也。
使其聞學知道，即伊、傳、周、召矣。若文中子則又不可謂之不知學者，其書雖多出於其徒。亦多有未是處，然其大略則亦居然可見，但今相去遼遠，無有的然憑證，不可懸斷其所至矣。夫良知即是道，良知之在人心，不但聖賢，雖常人亦無不如此。
若無有物慾牽蔽，但循著良知發用流行將去，即無不是道。但在常人多為物慾牽蔽，不能循得良知。如數公者天質既自清明，自少物慾為之牽蔽，則其良知之發用流行處，自然是多，自然違道不遠。學者學循此良知而已，謂之知學，只是知得專在學循良知。
數公雖未知專在良知上用功，而或氾濫于多岐，疑迷于影響，是以或離或合而未純。若知得時，便是聖人矣。後儒嘗以數子者尚皆是氣質用事，未免於行不著，習不察，此亦未為過論。但後儒之所謂著察者，亦是狃于聞見之狹，蔽于沿習之非，而依擬仿象于影響形跡之間，尚非聖門之所謂著察者也；則亦安得以已之昏昏，而求人之昭昭也乎？所謂「生知安行」，「知行」二字亦是就用功上說；若是知行本體，即是良知良能，雖在困勉之人，亦皆可謂之「生知安行」矣。
「知行」二字更宜精察。
來書云：「昔周茂叔每令伯淳尋仲尼、顏子樂處。敢問是樂也，與七情之樂，同乎？否乎？若同，則常人之一遂所欲，皆能樂矣，何必聖賢？若別有真樂，則聖賢之遇大憂大怒大驚大懼之事，此樂亦在否乎？且君子之心常存戒懼，是蓋終身之憂也，惡得樂？澄平生多悶，未嘗見真樂之趣，今切願尋之。」
「樂」是心之本體，雖不同於七情之樂，而亦不外于七情之樂。雖則聖賢別有真樂，而亦常人之所同有。但常人有之而不自知，反自求許多憂苦，自加迷棄。雖在憂苦迷棄之中，而此樂又未嘗不存。
但一念開明，反身而誠，則即此而在矣。每與原靜論，無非此意。而原靜尚有何道可得之問，是猶未免于「騎驢覓驢」之蔽也。
來書云：「《大學》以心有好樂忿懥憂患恐懼為不得其正，而程子亦謂聖人情順萬事而無情。所謂有者，《傳習錄》中以病瘧譬之，極精切矣。若程子之言，則是聖人之情不生於心而生於物也，何謂耶？且事感而情應，則是是非非可以就格。事或未感時謂之有，則未形也；謂之無，則病根在有無之間，何以致吾知乎？學務無情，累雖輕而出儒入佛矣，可乎？」
聖人致知之功至誠無息，其良知之體皎如明鏡，略無纖翳。妍媸之來，隨物見形，而明鏡曾無留染。所謂情順萬事而無情也。無所住而生其心，佛氏曾有是言，未為非也。
明鏡之應物，妍者妍，媸者媸，一照而皆真，即是生其心處。妍者妍，媸者媸，一過而不留，即是無所住處。病瘧之喻，既已見其精切，則此節所問可以釋然。病瘧之人，瘧雖未發，而病根自在，則亦安可以其瘧之未發而遂忘其服藥調理之功乎？若必待瘧發而後服藥調理，則既晚矣。
致知之功無間于有事無事，而豈論于病之已發未發邪？大抵原靜所疑，前後雖若不一，然皆起於自私自利，將迎意必之為崇。此根一去，則前後所疑自將冰消霧釋，有不待于問辨者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