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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次公會議的初始動機並不是要無限制地提高羅馬的地位。其提議是要使它處在一個適度的位置上；奧爾良主教是领頭倡議者之一。樞機主教團被徵詢意見時，他們表示反對。教皇否決了他們的反對意見。不論會釀成什麼樣的尷尬局面，也不論這項事業多麼艱難，這次大會顯然將喚起一種能夠為宗教帶來無限好處的力量。它是一種不為人知的權力的工具，雖然沒有激發多少信仰，卻喚醒了一種解決社會疾病和基督教世界分裂問題的朦朧希望。牢固傳統的衛道士，推動宗教知識進步的領袖，都不打算參與這項工作。東西教會的裂痕因俄國和教皇之間憤怒的爭吵而加大。由於羅馬不認可新教徒的教會，所以給予他們的那封信頂多被認為是一項正式的挑戰。從這些邀請及其答覆中不見一絲和解的希望。但是這種信念——即大會的光明前途是所有派別的基督徒極大關注的對象——卻傳給了許多思想流派，普西博士、斯坦利院長、哈澤教授和M·基佐都懷有此種信念。
特蘭托公會議給教會打上了一個不寬容時代的烙印，它的教令使嚴重的道德墮落風氣盛行不衰。羅馬的宗教法庭所體現的思想成為一種學說的特徵，這種學說以模糊的修正來尋求靈活和便利，卻固守着不變的原則。世界在三個世紀中發生了許多變化，教會原先用來反對宗教改革的信條，如今已經成了它的弱點和招致批評之處，原先阻止它墮落的東西，現在正阻止着它的進步。為了有效地打破那種傳統和消除它的影響，至少需要一種與這種傳統影響施加的權威相持平的權威。梵蒂岡公會議便是天主教曾擁有的第一個適當機會，使它可以對特蘭托制度加以改革、修正和調整。這種想法是提議開會的諸多動機之一。顯然，不可調和的兩種思想體系將在會議上展開鬥爭；但是改革精神的範圍和力量尚不可知。
羅馬教廷向主教們提交的
17個問題涉及戒律事務、對婚配和教育的規制、鼓勵新修會的政策和使教區教士更加服從主教的手段等等。從中看不出當時更深的動機。在諸多瑣細的提議之中，主要的改革事項隨着時間的臨近日益清晰，人們開始意識到根據教會的一貫觀念而要達到的明確目標。他們閲讀了一位波希米亞教士的系統論述《教會首腦及其成員的改革》(The Reform of the Church in its Head and Members)。這部著作不僅建立在書本理論上，而且建立在實際經驗的基礎上，是對改革思想最重要的闡述。作者勸告教會採取如下措施：限制集權，把教廷的職權縮小到古代對首席權的限制範圍內；恢復曾被羅馬剝奪的主教特權，廢除世俗統治權，它是等級專制制度的支柱；修訂婚配戒律；全面壓縮教會職位和減少神聖誓願；修改教士獨身的絶對戒條；許可在禮拜儀式中使用本土語言；給予平信徒在管理教會事務中更大的參與權；鼓勵教士在大學中接受教育；拋棄中世紀神權統治的主張，因為它們是教會和國家相互猜疑的產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