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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位教皇逝世了，但仍未採取任何行動以反對他始終予以指摘的叛逆者。這種冷淡使他震驚。羅馬本身也受到越山主義的影響，並與那些陰謀破壞它的人聯盟了嗎‧因這種無法解釋的淡漠而發生的，除了教會分裂還會是什麼‧沉默對於他的信仰而言，是一種令人痛苦的折磨。他說：「讓我們閉上眼睛，讓我們召喚聖靈，讓我們聚集心靈中的所有力量，我們的信仰不能被動搖。」[5]陷入困惑的他，開始在教皇和羅馬教廷之間做出區別。教皇的顧問是叛逆者，是外在世界的黑暗中又聾又瞎的居民；只有教皇本人永無謬誤，絶不會如此行動以傷害信仰，儘管當時他不瞭解事物的真實狀況，顯然是受到了錯誤報告的欺騙。幾個月後，又有了對教皇和至高權力做進一步區分的必要性。如果來世論(doctrines of the Avenir)已引起羅馬的不悅，這也只能是由於政治原因。如果教皇受到冒犯，他不是作為基督的代表被冒犯，而是作為與在歐洲政治體制中相關聯的一個世俗君主被冒犯。他作為教會的精神首領，不能因為作者們為了教會的至高利益而犧牲所有人類的和政治的考慮而譴責他們，而是必須同意他們。當波蘭革命使政治問題更為重要，拉蒙納越來越相信格利高裡十六世周圍那些人的邪惡和教皇本人政治上的無能。他將他描繪成一個哭泣的乞求者，他沒有主見，處在周圍那些野心勃勃、腐化墮落而又瘋狂的白痴們正在努力加重的黑暗之中。他仍感到放心。當教會的基礎受到威脅，當一種基本教義在18世紀第一次處于危險中時，最高權威可以拒絶表態，至少他不能表態反對真理。他帶著這一信念最後一次來到羅馬。然後他發出了指責。他的全部影響力所依靠的支柱，在他的手中打碎了，他曾經大事吹捧的權威轉而反對他，他的信仰失去了支持。他的學說不能為這一緊急事件提供任何幫助。他服從，不因為他是錯誤的，而因為天主教徒沒有權利維護教會，如果它反對即使是一位犯錯誤的教皇的至上意志。他相信自己的沉默將損害宗教，但他仍認為沉默和放棄神學是他的責任。他不再相信教皇不會錯誤，但他仍相信他不能合法地拒絶服從。在仍留在教會的兩年中，他對她的學說的信仰很快破碎。在教皇通諭發佈後的兩個月裡，他寫到，教皇像其他君主一樣，似乎謹慎地避免任何致其毀滅的大錯。三個星期後他以最強烈的措辭譴責羅馬的腐敗。他預言宗教等級體系即將告別舊的君主制度，儘管教會不會死亡，但是他不能擔保說它將以其舊形式復活。他說，教皇如此熱情地擁抱反基督教的專制主義事業，以致于要讓他作為其首腦的宗教斷送在他手裡。他不再認為從教會的外部組織中區分出永恆因素是可能的。他承認教皇個人易犯錯誤，並宣佈儘管沒有羅馬不可能成功地保衛天主教事業，但是對它已不能抱任何希望，它似乎已使天主教走上了死路。他不久之後說，教皇與國王勾結在一起反對宗教的永恆真理，教會體制已沒有存在的價值，一種曾經造就了教會和教皇制度的轉變，將在18世紀後的格利高裡時代使二者壽終正寢。在隨後的一年結束之前他停止與天主教會的來往。拉蒙納的墮落作為一個警告無論多麼引人矚目，也是沒有重要的歷史意義的，因為他沒有任何忠實信徒，他所喜愛的門徒們都成了法國天主教最能幹的捍衛者。但是，把宗教真理與世俗真理相分離，否認它們擁有在解決所有為它們的和解與聯合所必要的要素，由此造成的一個自然後果，卻在他身上得到了體現。在更晚的時代，同樣的錯誤沿一條相反的道路，引起了更為可悲的結果，對調和理性與信仰的可能性的懷疑，再次讓一位哲學家陷入異端。在拉蒙納的墮落和與弗羅斯查默的衝突之間，天主教教士中許多形而上學的作家受到了羅馬的審查。這只需提到法國的鮑泰因、意大利的羅斯米尼和奧地利的昆舍就夠了。但在這些事例中沒有發生醜聞，裁判得到了迅速和由衷的服從。在拉蒙納和弗羅斯查默的事例中，除了權威問題外，最初並沒有提出任何思辨性質的問題。比較他們之間的理論將說明在這兩個人經歷中的相似之處，同時也可解釋在拉蒙納的孤立和弗羅斯查默的影響之間的明顯差別，儘管一位是法國最善辯的作家和一所重要學校的領導，而另一位在後來的爭論之前並不是個很有名氣的作家。由於宗教並未在法國復興，而當時一位法國哲人寫到，在一個世紀的最後25年裡巴伐利亞一直以其人民的信仰而聞名于天主教國家，這種對比就更為顯著。拉蒙納仍無力傷害教育程度較差的一代天主教徒，而弗羅斯查默，儘管說服的才能較低，卻在教皇至上論的故鄉贏得了有教養人的追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