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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他看到超級市場中堆着的紅白相間的可樂時會感到一種衝動和舒服。他對來訪者解釋說，他知道人們每時每刻都在喝這種產品，就好像他們正坐在巴菲特的辦公室一樣。他牢記着這樣一組數字：每銷售
8盎司一份的可樂就有
1美分的利潤，每天賣
7億份，每年可賣出
2500億份。
19豪伊的傷感
1980年，巴菲特在奧馬哈《世界先驅報》上發表了一篇激烈的文章，強烈抨擊大富翁們的奢侈生活。在巴菲特看來，大批財富，包括他自己的，代表的是一堆「有主支票」，最終是要服務于社會的。他把炮火對準了赫斯特，後者把自己的有主支票揮霍在浮誇的聖。西蒙上，因此占用了「大量用於其他社會目的的人力和物力」。
巴菲特也同樣批評把財產留給子孫後代的大富翁。比如說，後期的杜邦公司「對社會的貢獻几乎沒有，卻多次聲稱捐獻了產值的多少」。巴菲特用人人平等的目光說，杜邦「可能認為自己很有眼光，發現窮人們的食物越來越少了」，但他們自己的「食物都多得吃不了」。
杜邦自然找不出巴菲特一家的毛病。沃倫有個堂弟在開出租，他的一位侄子在爵士樂隊演奏等等。他們中有些人擁有伯克希爾的股票，但巴菲特總是公事公辦，不會給他們特別照顧，也不透露內部消息。他認為，如果沒有經濟依賴這種討厭的因素，他的家庭會更「純潔」。
最重要的是，他希望已長大成人的孩子們能過正常的獨立生活。這迫使他，至少在他眼中，停止了給孩子們的經濟資助。他很擔心為可愛的孩子們「提供食物」會毀了他們，於是拒絶給他們絲毫的經濟幫助，而這樣的幫助即使是中等富裕的父親都覺得是理所當然的。
他的態度使許多富翁朋友們迷惑不解， （芒格除外，他基本上贊同巴菲特的作法。）當格雷厄姆集團在討論給孩子們留「多少數目」才合適時，巴菲特說幾十萬就夠了。拉里。蒂施反對道：「沃倫，你錯了。
如果他們到
12歲時還沒被毀了，那就不會被毀了。」當時正為兒子接管《郵報》而傷神的凱。格雷厄姆回憶說：「這正是我們（她和巴菲特）爭辯的話題。」
巴菲特的確非常關心自己的孩子，而且他是個慈祥，甚至有點活潑的父親。他鼓勵孩子們模仿心目中的明星，當有誰遇到喪氣事時——比方說，工作或婚姻方面——他也很耐心。但一旦涉及錢的問題他就變得強硬，公事公辦，好像孩子們只是初級經濟夥伴一樣。他的方法中有許多明智之處，億萬富翁應該有限度，但巴菲特就像在職業中一樣，從無折衷的餘地。
當蘇茜需要
20美元在機場停車時，她必須給父親帶回發票。當巴菲特給孩子們貸款時，他們要訂協議，白紙黑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他們就這樣上了合法的鈎了。
伯克希爾的許多股東都把大量股票當作禮物送給孩子，但巴菲特不是這樣的。他只在聖誕節給孩子們及其配偶每人
1萬美元——剛好是免稅的限額。
這些限制給他們個感覺，就像給了他們幾百萬一樣。當孩子們還是學生的時候，巴菲特給傑裡。奧蘭斯寫過一封信說，他想推遲給孩子們錢，最早到他明白「樹上結什麼果子」時才給。步入青年的蘇茜、豪伊和彼得認為父親仍把他們當作剛長成的幼苗。
原則上他們支持父親的作法併為此而自豪。
但他們止不住想，就像豪伊說的，為什麼他「高興不起來」，有時好像還痛恨這種單調的激勵措施。
在巴菲特眼中，孩子們的方式都很活潑、直接了當。 （他們沒有誰喝比可樂更烈性的飲料。）他們都像巴菲特那樣急切，但花開得很遲。他們的大學都沒畢業，婚姻上也都是早婚而不幸。
經濟上孩子們繼承了祖父的那份，
這是沃倫為他們在伯克希爾投資的。因此他們本來可以一天活都不用干就成為百萬富翁的。
蘇茜賣了部分股票（當時價格不到
1000美元）買了一輛波爾舍轎車，她在婚姻破裂後搬到了華盛頓，並與凱。格雷厄姆有了聯繫。後者主動幫他在《新共和》雜誌找了一份管理工作。
1983年，蘇茜再次結婚，丈夫阿蘭。
格蘭柏格是一位公共利益律師，後來成了國會裡的助手。沃倫和妻子對格林柏格心滿意足，他是那種不很英俊但溫和的人，巴菲特夫婦稱他為「理想的女婿阿蘭」。
當格林伯格夫婦搬到杜邦公司附近的一座房子時，蘇茜的伯克希爾股票也花完了，這對年輕的夫婦把自己房子的大部分租了出去，只留下一個很小的廚房。當蘇茜懷孕後她想要個大點的廚房，以便孩子出生後再添張桌子，並開個通往後院的門。她訂好了計劃，估算了一下大概要花
3萬美元。蘇茜知道父親不會為她付錢的，於是她申請貸款，利息從優。
沃倫拒絶了。
「為什麼不像別人那樣去銀行貸款呢？」他建議說。
他們進行了長時間的討論。沃倫解釋說，如果他是內布拉斯加橄欖球隊的四分位，要是只把球傳給子女那是不公平的，在錢的問題上也是如此。這個回答十分「合理」，但不「合情」，好像蘇茜只是個普通人。她對這十分不快。
當蘇茜快生第二個孩子的時候，她常常臥床不起。她的密友「格雷厄姆夫人」常帶著食物來與她共進晚餐，她把水煮桃子和凍鯊魚肉一直送到樓上臥室。格雷厄姆發現蘇茜只有一個黑白小電視，她建議她買個大點兒的彩色的，當蘇茜說她買不起時，格雷厄姆夫人嚇了一跳——這可是巴菲特的女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