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家報紙全力展開了古老的新聞戰，在巴菲特看來，只有一家能最後生存下來。《信使快報》明白法院的判決為它贏得了時間，於是趕緊實現現代化——實現了自動排字並改善了設備。它的執行主編道格拉斯。特納說：「他們批准了我幾年來一直申請的東西——增加版面、風景欄、更大的喜劇版、更大的雜誌版。
我把職工的薪水提高了
25％。」
這些新人在全城仔細搜索。羅伯特。麥卡錫， 《新聞晚報》的記者，說道：「如果《信使快報》在報紙上攻擊你，你卻不敢露面，而是一夜不睡來反擊他們。」巴菲特還能控制的不多的事是新聞版的大小，對此他全力以赴。
「我們力爭比別人有更多的新聞。」巴菲特對所有人說，「如果他們有
7頁的體育新聞，我們要比他們更多。讓所有的傳統做法見鬼去吧！」
在新聞辦公室，人們覺得新老闆十分與眾不同。一個老手說：「看來沃倫真的對此感興趣。」他會常常送來一張評論某報道的便條，還穿著T恤衫參加職工們的野餐。一群憤世疾俗的記者也喜歡他的懷疑態度。
他沒有武斷地要求輓回經濟損失，而是讓報紙談他更關心的一個話題，就是富人們是多麼貪婪和無德。
報道講到加利弗尼亞聖羅莎的一個叫波希米亞格羅夫的秘密聚頭處。每年夏天，像默維。格里芬，傑拉爾德。福特和雷。
克羅克這樣的保守商人會坐著公司的飛機飛到那裡，聚會在紅杉林中，感慨西方文明的沒落。用《晚報》的記者紀實好手李。考普拉的話說：「巴菲特確定的報道角度是調查一下他們的飛機是否享受減稅。當時正值石油危機，他認為那麼做不對。」考普拉——這位發表頭版炸彈的記者——則拒絶接受給他的職位，部分原因是因為他對巴菲特經營報紙的期望過高了。
在爭奪星期天霸權的戰鬥上，《晚報》仍在蒙受經濟損失。
1978年《信使快報》每個周日都比《新聞晚報》多發行
10萬份。由於布法羅還在經濟蕭條中，當注意到被臨時解僱的工廠工人數目時，人們不禁擔心《信使快報》會倒閉。「委員會已買下了他們的生產綫，」編輯默裡。
萊特回憶說，「每個周三或周日我都給巴菲特打電話，告訴他星期天我們有多少廣告，實際上很有限。」
巴菲特常常打電話給萊特，他在布法羅的耳目，殫思極慮地想儘可能搶先確定周日報的發行，一個小時的交談還是短的。「他對周日報的各方面都有極大的興趣。」萊特說。巴菲特會來布法羅會見大的廣告商和零售商。
他支持發行系列版和競爭——「我們做了能做的一切。」巴菲特回憶說：
我們有特殊的發行小組。他們每星期都會對我說：「這星期我們又推銷出
828份，這星期
750份。」然後在星期五晚上，我就能預測周日的發行量，其實只增加
412份左右。
在這種困境下，巴菲特產生了向曼。弗蕾迪，哈里。博特或肯。察思求助的念頭。
他看中的人是他的朋友，在奧馬哈的斯坦。利普西， 《奧馬哈太陽報》的出版商。可是利普西不想去布法羅。
「你這麼辦行嗎？你每月去一次，看看有什麼地方要改進的？」巴菲特說。
利普西想了想：「這算是什麼工作性質？」
巴菲特小心地考慮着怎麼回答，說：「如果你去了，一切都會改觀的。」
利普西最後去了布法羅，每次以出版商助理的名義在那兒獃一星期，出版商在《晚報》出售後管理着一切。
可是《晚報》仍被禁令嚴重阻礙着。布里安特法官要求報社出示每個周日的顧客名單。晚報的推銷員，工作人員的每一句話都可能被對手的律師抓住，作為違反法庭判決的證據。有一次他們認為晚報在搞歧視——一個大事件。
對方的一個律師馬桑說：「《晚報》的情況不太好，我們有能力規範它的行為。我們可以找到證據，可以接觸到它的記錄。」因此《晚報》基本上是靠聯邦法院的恩賜發行的。
到
1978年，《新聞晚報》稅前損失達
290萬美元，是巴菲特損失最多的一年。利普西定期從布法羅給他打電話時，對他的鎮定感到驚奇。「他已把所有的錢投進去了，他已讓周日報欲罷不能了，他還受到壟斷制約，可他卻在自我勉勵，對我的電話表示感謝。」
芒格的情緒則完全不同，在有關歧視的事件後，聽到巴菲特要在什麼地方演講的消息，他十分惱火地給默裡。萊特打了個電話。「告訴沃倫，」芒格激動地說，「你的話他還聽得進，讓他對講話內容注意點。」芒格十分擔心再來一次收費橋樑的指責。
對此，巴菲特只聳了聳肩。
可是芒格發現報紙再不能決定它自己的命運了。在藍籌公司的年度報告中，他甚至提到了這一點：
眾所周知，可惡的官司又費時、又費錢、又無用而且不可預料。《布法羅新聞晚報》的最終命運還是個未知數，需要很長一段時間的等待。
1979年，也就是藍籌公司買下《新聞晚報》後的第三年，紐約的聯邦法庭推翻了對 《晚報》的禁令和歧視訴訟，布里安特法官受到了嚴厲指責：
對第一次有關動機的訴訟，我們找不到一點證據證明巴菲特先生買下《新聞晚報》是為了擠垮《信使快報》，它沒有採取不正當競爭手段來佔領《信使快報》獨占的周日市場。
所有的記錄只能證明巴菲特先生想儘可能地辦好《晚報》，而沒仔細考慮過他的競爭行為會給《信使快報》帶來什麼後果。這正是反壟斷法提倡的，而不是壓制競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