它價格太高了。
常常發生這种放棄機會的事情，於是《郵報》的主管們都很沮喪。巴菲特對蜂窩式電話和有線電視都沒什麼興趣，因為他們需要大量的資本， （他當初投資《郵報》是因為它的出版業和電視台——與航空公司所不同——能產生直接的現金流，利潤不必再投回到企業中去）。對於創辦新企業或是新技術，他都持懷疑態度。因為它們太新了，就像把口味從漢堡包變成了外國食品一樣。
如果巴菲特不能親眼看到一家企業，他就會覺得心裡很不舒服。僅僅有專家保證的新項目是遠遠不夠的，而這種保證卻是主管們所依賴的東西，如果對某種冒險的事業他沒有理解透——本能地——他就會認為自己在投機。
而巴菲特是絶對不會投機的。
由於格雷厄姆對巴菲特的依賴性，《郵報》有時會錯失良機。自信的大都會公司執行總裁湯姆。默菲也同巴菲特商議各類事情，但他總是有選擇地採納他的建議。但在總管房間的旋轉門背後主持工作的格雷厄姆連那些巴菲特自己也不精通的事情都要去找他，巴菲特的保守態度逐漸滲透了整個董事會。
在加盟《郵報》之前，查斯曼曾在紐約的Wins電台創辦了一個全新聞的版式。
70年代後期，他曾提議《郵報》創辦一個全新聞的有線節目，特德。特納也提出過同樣的主意。然而，在《郵報》的第一屆董事會會議上它沒有被通過。
「我覺得他們根本沒打算買什麼，這與一個富有創業精神的企業是相違背的。」查斯曼說道。他受到了很大的打擊，於是他想把《郵報》的廣播部門脫離出來變成一家獨立的公司。《郵報》的總裁馬克。
馬爾在辭職時寫了一封長信，極力主張把《郵報》私有化——因為在他看來，這樣一個拖沓臃腫的公司持有公眾資金是很不明智的，理查德。西蒙斯接替了馬爾的位置。
在另一項提議被拒絶之後，他冷冰冰地說：「奧馬哈的智者又開口說話了。」
有趣的事，對於巴菲特的推理，《郵報》的主管們並沒有真正的爭議。
在一次典型的評論中，馬爾說：“我不是不同意他的意見，價格的確太高了。
同時，從個人的角度來看，主管們都情不自禁地喜歡上了巴菲特。和其他人一樣，西蒙斯也曾踏上過前往奧馬哈的旅程。這趟行程總是一成不變，包括一頓牛排晚餐，去巴菲特童年常去的老地方走一趟，還有傾聽一席巴菲特的智慧之談。“
在《郵報》的董事會會議上，巴菲特很少說話，但偶爾也會插上幾句。
在一次會議上，一位致力於尋找投資新領域的年輕人，工商管理碩士傑弗裡。愛潑斯坦對每位消費者在傳媒和娛樂工業部門的花費作了一番概述。他指出，家庭娛樂的數目達到了
50億美元。
巴菲特抬起濃濃的眉毛足有
3寸之高：「
50億，這數字很有意思，」他說道，「這意味着如果美國有
2000萬十幾歲的青少年的話，那麼他們每人每月在錄像上都要花費
20美元。」這就是他的腦子運轉的方式，數字，數字。
一下子就很清楚，愛潑斯坦的數字即便是真的，也是經不住推敲的。不用說，①《郵報》沒有涉足於錄像業之中。
令人吃驚的是，在巴菲特的董事會任期中，《郵報》几乎沒有任何大的
① 這些數字是建立在商店進貨基礎上的，這就大大高估了實際的購買水平。不到一年，錄像業的大王阿特
裡被損失所震驚，這個行業出現了危機。
作為，整整
11年中，他開辦了體育雜誌而後又關閉了它；他在華盛頓賣下一家報紙的同時又在特倫頓買了一家；他還在蜂窩式電話和其他領域中佔有很小一份份額；但他們中的一部分又被陸陸續續地賣掉了。和從前一樣，
98％的利潤「依舊來自于《華盛頓郵報》，《新聞周刊》以及
4個電視台」。
與此同時，《郵報》的收入穩定在
12％左右，這個比率並不可觀。唯一顯著的變化是它贏利能力得到了改觀。
1974年公司每
1美元銷售額的營業利潤為
10美分，而
1985年時，達到
19美分，股權回報率也翻了一番。
當然，如果沒有巴菲特的話，在這場報業大戰中，《郵報》就會早已取得勝利。他對它電視台贏利率取得翻一番的業績也並沒有起到什麼作用。
直到賺得利潤之後，他最主要的貢獻才姍姍來遲。巴菲特灌輸給格雷厄姆的是一種以股東為導向的考慮企業問題的方法，而在此時，傳媒公司們都爭先恐後地忙着搶佔地盤。他始終提醒他們——和多年前在紡織廠外面對肯。察思說的話一樣——企業規模並不是目標，而對股東的回報才是目標。
機會縱然錯過了，但是他把 《郵報》從企業真正的悲劇中輓救了出來，這悲劇是指把本應屬於好企業的利潤扔進了業績糟糕的企業之中。
在巴菲特的勸說下，《郵報》用它的超額現金收回了價值
750萬美元的股票，也就是總股數的
40％，淨贏利增長了
7倍，而每股收益率——也就是每塊餡餅上的乳酪有了成
10倍地增長。
當然，那幾年整個傳媒界的公司都很興趣，但是就巴菲特所認可的唯一尺度——利潤轉化成對投資者的回報——而言，《郵報》在整個領域裡獨佔鰲頭。
試想一下，這幾年裡，從
1974年到
1985年，《郵報》為股東平均每一美元的資本掙到了可觀的
23美分，而大都會公司和時代明鏡公司的業績為
19美分，儘管還過得去，但也略顯遜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