芒格：是這樣。對於那些要求我們去做與矯枉過正不一致的事的股東，我們並沒有義務要做到公平。我們的想法和本。富蘭克林的一樣——如果你願意的話——最誠實的政策就是最好的政策……你看上去被攪得很迷惑？
提問者：的確如此。因為在我印象裡，商界人士總是為了他們的公司和股東的利益而竭力達到最大利潤的。
芒格：也許我們想在更長的時期裡達到最大利潤。如果我們希望和路易斯。文森蒂建立一種和諧、長期的工作關係的話，或許這只是一種私人興趣，正好傾斜到你們想當然的層面。
這場談話的論題與巴菲特在舊金山和貝蒂。彼得斯的談話十分相似，一項長期投資決不僅僅只在股票上押下賭注，它是一個合夥人的形式。一個大的股東——即一個合夥人——有付出，同時也有收益。對巴菲特而言，「合夥人」這個字眼有某種強烈的暗示，隱含了一系列沒有說出口來的責任和忠
誠，也正像他曾經對巴菲特合夥人企業的投資者所感覺到的一樣。
現代的投資組合管理者都二維地來看待股票，它們在屏幕上閃爍，隨着按鈕的摁下又消失得無影無蹤。巴菲特和芒格需要扮演一個更重要的角色，他們常常談到僅僅經營資金是遠遠不夠的。芒格回憶道：「我對沃倫說，我們可不想像智者拉塞爾一樣成為一個精明、吝嗇的攢錢鬼。」我們不願意在①朋友和家人的記憶中只留下一張空空的白紙 .可是，證交會的律師依舊疑心重重。
這件事在他們看來彷彿藍籌公司曾經支撐韋斯科公司的股票——或者叫「操縱」它——從而達到在更高價位賣出的目的。但是由於藍籌公司並沒有做出賣它的舉動，律師們就變得迷惑不解了。於是，他們又來試探巴菲特：提問者：從商業角度來講，等到價格落下來時以便宜價位買進股票難道不更好些嗎！
巴菲特：單一交易中可能是這樣的，但我認為如果你看到藍籌公司的整體格局，看到韋斯科公司的人們覺得股東確實得到了公平的待遇……我想藍籌公司的整體商業信譽從來沒有像現在那麼好過。
提問者：你對藍籌公司的股東負有什麼樣的責任呢？
巴菲特：我自己也擁有相當數量的股票，因此這對我本身也會有影響，我可不是在完完全全花費別人的資金。
提問者：如果在兼併告吹之後你立即入市，同時股價下跌，你覺得這樣看起來顯得不太好，對吧？
巴菲特：我覺得也許會有人對此相當憤慨的。
提問者：這理由讓我覺得很費解。儘管你認為韋斯科公司的管理層會感到不安或憤怒……我的意思是你為何對此在意，藍籌公司為何對此在意，而韋斯科公司的管理層又為何對此在意呢？
巴菲特：韋斯科公司的管理層對我們的感覺是相當重要的。當然，你可以說我們擁有控制權，因此它不會造成什麼影響，但實際上它關係重大。路易斯。文森蒂並不一定真的非要為我們工作，他只是喜歡和我們共事而已，而我也願意與他合作，這就算一種良好的關係。
你知道，如果他覺得我們是卑鄙小人或其他什麼，這種關係就不可能存在，這並不僅僅是建立在他拿多少薪水的基礎上的。
假如一個政府機構總是指責J.P.摩根或Sr.，太過于注意自己的聲譽，這倒顯得很不合理。「你為什麼對此這麼在意？」對於摩根的同時代人而言，這個問題似乎令人難以想象。但這個時代裡，有某些東西已經被眾人遺失了。
的確，巴菲特和證交會的談話讓人覺得像一場跨世紀的對白，這個機構以及它所習慣于打交道的律師們都把公司的事務定義為一系列的交易活動，每個交易都是獨立的，今天的合夥人明天就可能反目成仇。巴菲特以建立關係的方式來做生意，顯得更為長遠。他對自己的規則十分執著，好像自己對自我定位有某種奇怪的偏愛一樣。而可笑的是，這卻為別人的懷疑提供了根源。
巴菲特有漏洞的事實更加劇了證交會的疑慮。他們已經找到了共謀者，現在只差罪證沒找到了。自然而然地，他們想從巴菲特和芒格之間貌似神秘的聯盟關係中找到這種罪證。
提問者：在藍籌公司裡是由誰來做投資決策的？
① 芒格在
1976 年將他的合夥人企業做了清算，在
1962—
1975 年期間，以複利計算的年增長率達到了
20%.
芒格：通常是由巴菲特先生來做的，他一般事先和我商量一下，然後他在行動之前還會徵得我的同意。
提問者：那麼在巴菲特先生第一次購買下訂單以後，他有沒有告訴你他想繼續買進韋斯科公司的股票呢？
芒格：這種事情對於我們倆來說再自然不過了，因此我們通常沒有必要告訴對方或一起討論未來的打算都是些什麼。
提問者：那你問他了嗎？
芒格：我沒有必要這麼做。我知道他腦子裡都是怎麼想的。
提問者：你自己是否覺得巴菲特先生是你的知己？
這句不經意說出口的話頓時顯得提問者不太坦率。證交會曾經從貝蒂。彼得斯那裡打聽到類似的語句。於是他們又來試探巴菲特。
提問者：你覺得他可以成為知己嗎？
巴菲特：這可取決於你談的是哪個方面的問題。你也知道，我們在許多投資項目上意見分歧是很大的。而大多數決策中，我們能夠保持一致。
提問者：自從你變得有幾分投資哲學家氣質以後，你確信自己在大多數投資問題上同樣徵求他的意見嗎？
巴菲特：不，不再是……我的意思是有點這勢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