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了
1967年初的時候，巴菲特覺得有必要提醒自己的合夥人，最近有些新的共同基金已經超過了他的業績。另外，他還警告說，儘管他不分晝夜地拚命維持着，他靈感的源泉已經變得只有「點點滴滴」了。他的語氣充滿了不祥的預兆，如果他靈感的湧泉「完全乾涸了，你們會收到我誠實而迅速的通知，這樣我們可以採取別的措施」。
值得注意的是，巴菲特所做出的這些可怕的預言是與華爾街廳裡出現的令人眩暈的狂亂成正比的。對於很多資金持有人來說，這是爭先恐後的年月。
電子類股票颳起一陣狂風，每一股新發行的股票都被當作第二個西爾若克斯公司。難道是華爾街突然崛起了一位電子界的專家嗎？如果有誰問出這樣的問題，那就是他錯看了這個時代。華爾街就是迷信電子學。即使像《美國音樂指南》之流的癩蛤蟆，都因自詡為宇宙之聲電子公司而搖身變成了君王。
在對高技術蜂擁而上之後，緊接着，在巨大的企業集團推動下，比如國際電話電報公司，李騰工業集團（Litton Lrdustries），萊特維公司（Ling—Temco—Vought）等，掀起了一場兼併的浪潮。公眾們在那個充滿自信的年代裡對官僚主義毫不信任，而將競爭的秘訣傳授了這些龐大的組織（比如技術）。
於是，市場上突然闖入了「信件股票」，這是一種未經登記的股份，常常是由不確定性很多的公司發行的。因此，作價也很奇特。每一次時尚都有它潮起潮落的時候，當一種時尚消退時，新的潮流又取代了它的位置。於是
在
60年代期間，華爾街進入了一段更為令人心酸的投機時代。
投機時代的雛形源於「業績基金」，它是傳統共同基金的翻版。這種新型的基金並不力圖在長期範圍內超過市場贏利水平，而是着眼于每一個連續的季度、月、周乃至每個小時內。業績基金通常是由那些一心想儘快賺錢的虯髯之徒來經營的。他們頻繁地從一種股票換到另一種股票，擁向大紅大紫的熱門股，就像一個演員奔向一戶又一戶人家想要將掌聲維持下去。
簡單地說，他們的目標就是要抓住貨幣的擺動行情。拉爾德。查伊，曼哈頓基金的經理，就是這批人中的主要典型。據稱，一點點有關查伊牽涉到某種股票的風吹草動，都足以引發一場小小的驚慌。
這是因為這幫人根本不想堅持霍華德。巴菲特式的獨立性。他不過是一個年紀輕輕，手頭空空的沒錢的當代人物罷了。
他是什麼樣的一種年輕人呢？他來自一個興旺的中等收入的家庭，而且畢業于一所出色的商學院；他不到
30歲，或比這更年輕一些；他穿著粗條紋襯衫，繫著寬寬的飄動的領帶，渾身散髮着一種自信，一種博學，几乎接近於一種傲慢。他可以脫口而出一些最新的陳詞濫調，什麼「業績」、「概念」、「革新」還有「協同」之類的詞語，他談吐很急促，而做起事來卻相當勤奮。
投機在弗雷德。卡爾身上得到了集中體現，他引導着公眾，並成為了企業基金的領頭人。在
1967年時，他所獲利潤達到了
116％，遠遠超過了巴菲特任何一年的業績。卡爾投資于一些很小的，所謂的突然成長的公司以及成堆的未登記信件股票。
他被新聞媒介尊奉為「冷酷而果斷」的典型。作為新崛起的一代人的典範人物，卡爾在他貝弗利希爾斯的浴室裡裝了一部電話，並且開着一輛「積架」去上班。他的辦公室是用歐普藝術裝飾起來的。他的策略非常簡單：「我們不會愛上任何東西，每天早晨起來，每樣東西都是要出售的——證券組合裡的每一張股票乃至於我的衣服和我的領帶。」
在名義上，買空賣空的實行者正越來越富裕。假若一般的股票都上漲了，為什麼不簡單地做一個買進？這個問題時時困擾着巴菲特。他在日記中記下了他做出的反應，既從自己利益的角度也從他的合夥人的角度。「現在的『投資時尚』」，他寫道，
並不完全令我的智慧所滿足 （或許這是我的偏見），而大多數無疑是不合我的胃口的。
我不會以這種途徑投入我的資金的，因此我也確信不會用你們的錢來做這件事。
據他的兒子波特說，巴菲特把自己和格倫。米勒的故事相比較，這是一首好萊塢的敘事詩，它描述了一個樂隊領隊想要找到他「自己」聲音的故事。
對於巴菲特來說，所謂正確的聲音並不僅是掙錢，而是一種單純的推理。在股票上擁有一份權利和下棋時精彩的一步有着異曲同工之妙。不論是格倫。米勒也好，或是博比。
菲特爾也好，巴菲特只是不想走出自己的天地。
如果對於投資決策來說，某種我不瞭解的技術是至關重要的話，我們就不要進入這場交易之中。我對半導體和整合電路的瞭解程度，並不比我對某些動物的交配習慣的瞭解更多。
看起來似乎投機的成功越是眩目，巴菲特越是急切地想把它剎住。事實上，他在牆上很明了地貼滿了有關
1929年危機的剪報以時時提醒自己。他沒有歐普藝術的裝飾，沒有任何在貝弗利希爾斯風糜的東西——只有大堆孤零的穆迪書籍整整齊齊地排列在暖氣片上，還有幾幅照片，他的辦公室很像是一個事業上比較成功的牙醫的辦公室。接待區掛着富蘭克林的箴言「傻瓜和他的金錢會被很快地揮霍」以及一幅
1830年拍攝的華爾街的照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