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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終於昏頭轉向地摸索着度過這些難關，從而通曉了那些本身就合成了一座埃及神廟的字母時，又發現接連而至的是一連串新的所謂不規則符號，真令人心驚膽顫，它們是我所見到的最橫蠻無理的傢伙了。比如，它們用剛結出的蛛網樣的東西表示期待，用流星迸亮樣的花樣表示不便。當我把這些可惡的傢伙送進我腦袋中安插下來後，我發現它們把其它的一切東西都從我腦袋裏擠出去了。於是，一切又重新開始，而這一來，我又忘記了它們；當我把它們找回，其它那些符號又被丟失了。
一句話，令人悲哀。
如果沒有朵拉，那一定令人悲哀至極了，朵拉是我那風雨飄搖的小舟的錨繩和鐵錨。這速記體系中的每筆畫都是艱難之株中一株樹幹多結節的大橡樹，我就那麼精神抖擻地一棵接一棵地往下砍。
3、
4個月後，我居然把我們博士院中一個演說專家來做實驗了。可是我還沒動手記，那個演說專家就走到另一端去了，結果我那愚蠢的鉛筆在紙上跌跌絆絆，就像它抽瘋了一樣。
我永遠不會忘記那情景。
這是不行的，顯而易見。我飛得太高，這就難以繼續下去。於是我向特拉德爾請教，他建議我默寫他的演說，這樣就可以根據我那幼稚的程度決定快慢，並可隨時停下來想。我接受了那建議，對這友好的幫助十分感激，於是我就一個晚上又一個晚上（几乎每天晚上）地從博士家回後，就在白金漢街召開一個私人議會。
我希望在任何其它地方看到這種議會！姨奶奶和狄克先生代表政府或反對黨——這要根據情形來定，特拉德爾則借助于《恩菲爾演講術大全》或議會演講記錄來大聲駁斥他們。他靠着桌子，手指撳着書頁，右臂高舉過頭揮舞，像皮特先生，福克斯先生，謝裡登先生，伯爾克先生，卡斯特裡爵士，西德茂子爵或坎寧先生①那樣，十分激烈地對我姨奶奶和狄克先生的種種劣跡作有力抨擊；我就坐在不遠處，膝蓋上放著速記本，竭盡全力來跟上他。特拉德爾在自相矛盾和語無倫次方面遠遠超過實際生活中的任何一個政客。一個星期裡，他提出了各種主張鼓吹各種政策，在他的桅杆上釘着各種旗號的旗子。
姨奶奶看上去很像一個無動于衷的財政大臣，只偶爾在正文需要時插進一兩聲。「聽，」或者「不！」，或者「哦」什麼的，這時狄克先生（一個地地道道的鄉紳）也往往同時用力發出同一信號。只是由於在這種議會生涯中，狄克先生因為總要受到那樣的指責或要對那樣可怕的事承擔責任，他精神開始緊張起來。我相信，他開始真的害怕他確實蓄意破壞過憲法或危害過國家了。
①上述人均為
18世紀英國著名的政治家，有的還兼劇作家、演說家。
我們這種辯論常進行到時鐘指示夜半時分、蠟盡燈滅之時。由於經過這麼好的練習，我漸漸能跟上特拉德爾的快慢了，如果我知道哪怕一丁點我記的是什麼，我也十分得意了。可是，記完後我再讀我的筆記時，我覺得我寫下的像是許多茶葉包裝盒上的中國方塊字，或是藥店裡那些紅紅綠綠的瓶子上的金色呢！
只好再重新來，別無選擇。這讓人很難為情，但我還是懷着一顆沉甸甸的心回頭重幹起，又像蝸牛那樣辛辛苦苦、循規蹈矩地重新在那令人厭倦的同一地域爬行；停下來認真地從各個方面來研讀那艱澀的每一點劃，我用了最堅決的意志使自己能無論在哪兒見到那些難以捉摸的符號都可辨認。我一直按時到事務所，也按時到博士家；就像人們常說的那樣，我像拉車的馬那樣苦苦工作。
一天，我和往常一樣來到博士院時，看到門裡站着斯賓羅先生，他樣子極嚴肅還正在自言自語。由於他的脖子生得短，加上他又總把自己衣領漿得硬梆梆的（我相信這也是一個原因），他總叫頭痛，所以我起初也以為他又在那方面不適了，不免有點吃驚。可他馬上就解除了我的這種感覺。
他不用慣有的那種熱情回答我的“早上好嗎，卻用一種很疏遠的冷漠神色看我，冷冷地邀我和他一起去一家咖啡館。那時，這家咖啡館有一扇門直通博士院，剛好就在聖保羅教堂的小拱道內。我跟在他身後，忐忑不安，渾身發熱，好像我的憂慮正在發芽出土。由於路不寬，我讓他走在前面一點，這時我看出他昂着頭，那神氣好不傲慢，令人絶望，我擔心他已察覺了我和我的朵拉的事。
就算在去咖啡館的路上我沒這麼猜，當我跟着他走到樓上一個房間裡，看到那裡的默德斯通小姐時，我也會明白原因了。默德斯通小姐靠在食器櫃的後面，櫃架上有幾個倒過來放的無腳檸檬杯，還有兩個四周稀奇古怪的盒子，它們通體都是稜角或供插刀叉用的凹槽。
默德斯通小姐把她那冰冷的手指伸給我，同時僵硬地坐在那裡。斯賓羅先生關上門，叫我坐下，他自己卻站在火爐前的那塊地毯上。
「默德斯通小姐，」斯賓羅先生說道，「請你把你提包內的東西給科波菲爾先生看看吧，」
我相信，這正是和我小時候那同一個鋼口鐵牙的提包，關起來時就像咬牙切齒一樣。嘴像那提包一樣緊閉着的默德斯通小姐把包打開，同時也把嘴略略張開，從包裡拿出了我給朵拉最近寫的那封充滿熱烈情話的信。
「我相信，這是你的筆跡吧，科波菲爾先生？」斯賓羅先生說道。
我發熱了。我說「是的，先生」時，我覺得我聽到的不是自己的聲音。
